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第三章攻艰的时代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简史

作者：郑良树

第三章攻艰的时代

引论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马来亚进入一个新纪元。

虽然英国人迅速的恢复原有的殖民地政权，调整步伐后重新入主新、马，然而，很快的他们就发现，经过战火洗礼后的本区，其政治生态及人文环境已经迈向另一个新阶段，和战前迥然有别。1946年9月，英国政府宣布推行“马来亚联邦”(Malaya Union)计划时，遭受到马来民族奋起强烈反对，最后，英国政府不得不改弦更张，可以说是这个新阶段的序幕了。

取代“马来亚联邦”的是“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它1947年7月宣布，第2年1日正式执行；它恢复马来苏丹的政治地位，确定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公民只授于那些视马来亚为唯一家乡的人。无疑的，新宪制建议书要把马来亚建立为一个马来民族的国家，一切以马来文化为主轴。自此以后，无论执行导演者是不是英国人，在本阶段内，马来亚政治舞台上演的就离不开以“马来亚联合邦”为剧情的各种戏码。

踏入五十年代，马来亚开始迈向自治，并且为国家独立逐步进行各种奠基的工程；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教育。剧情既然经已定稿，那么，在英国人指导之下，本阶段内所有的教育政策和法令肯定的就必须照本宣科；戏码可以不同，主调却百变不离其宗。于是，从1951年巴恩报告书开始，历经1952年的教育法令、1954年的67号白皮书、1951年的拉萨报告书以及1957年的教育法令，一直到独立年为止，教育法令及报告书如雪纷飞，不停地向华社的庭院里飘落进来，宣示的主调完全来自同一个剧本，使华社长期挨着严峻的隆冬。

调子相当多，但是，重要的主调只有一个：教育马来亚化，教育本地化。

远在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前，华社一些教育工作者经已讨论过这个严肃的课题。他们看到战后局面的转变，看到马来民族主义的抬头，认为华族如果要在这块土地生存下去，必须果敢的断绝政治上认同中国，把视线移到马来亚来，为下一代展开新的心理建设。他们虽然有高见，但是，人微言轻，殖民地政府更不相信他们的说法，以致辜负了一片善意和忠诚，至为可惜。华社改调吟哦，声腔尽管圆润，调子尽管动听，一唱三叹，却没人欣赏。

华社完全支持教育马来亚化的政策，包括最保守的华教工作者。问题是：什么叫作“教育马来亚化”？应当如何诠释？根据许多报告书强调的，教育马来亚化的目标在培养认同及效忠大马国家的良好公民。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殖民地政府当局认为应当执行两个步骤：第一、各民族教育采用以马来亚为主轴的共同课程纲要及课本；第二、除此之外，各民族教育一律采用统一的语文(英文及马来文)作为共同教学媒介语；他们强烈地认为只有两个步骤同时并行，缺一不可，才可达至教育马来亚化的目标。

华教工作者并不同意这种论调；他们认为，“课程纲要”是教育手段，“语文”却只是教育的一种工具而已。只要手段一致和正确，就必然可以达到理想的教育目标，与工具的种别无关。显然的，这个认知和殖民地政府当局有很大的差别。于是，从巴恩报告书开始，双方就为“除共同课程纲要外，是不是只有单语教育才能团结、认同及效忠国家”这个命题而争拗。政府当局是正方，华社是反方，为着“单语教育、多语教育与效忠关系”这个当时无法求证的命题而僵持不下，撕裂了大马教育的和谐。

从教育原理来观察，“认同及效忠”是教育的目标，“课程内容”是手段，而“语文”只是一种工具；只要手段正确，就必然可以达到目标，和工具无涉。换句话说，尽管教学媒介语不同，只要课程内容相同，培养出来的新生代必定认同及效忠国家；反过来说，即使教学媒介语相同，只要内容课程不相同，培养出来的就未必认同及效忠国家。课程内容与教学语文的差别轻重，于此就泾渭分明了。然而，剧情已定，殖民地政府坚持正方正确，并且坚持按本子办事；教育之争已不是学术的课题了。当钦差大臣邓晋勒爵士1953年接见马华华教中委会时，说：“政府是不会允许共产主义中国的国语成为马来亚学校的媒介语。’显然的，华教已被政治化了。教育马来亚化，在殖民地官员的手中，已沦为“庄项舞剑，意在沛公”的新招了。

一个攸关整个民主文化的命题，未经过任何学术研究及深入论证，在既定之剧情下，就成为推行教育政策的理由。那么，这一个时代华教环境之崎岖和险恶，闭目也可想见。经管华教处境险恶，也尽管华教被贴上不合理的标签，更尽管华教在新宪制下注定弱势，面对崎岖险恶和风雨如晦的岁月，教育作为推动社会最根本的力量，华社依然决不轻言放松。战前创设中等教育的先头部队为华社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这个时候，经过几年的复校、站稳之后，乃再次出发，克艰攻难，缔造硕果。在险恶的生态和环境之下，华社依然发挥了第二波的创校高潮；许多中等教育，资料显示，在战后修养若干年后，纷纷创拓出来，成为马来亚教育史上的奇葩。

在恶劣的生态及环境的笼罩之下，华族开始谋求团结，藉以凝聚全体的才智和力量，期盼环境越恶劣，唱出的歌越激昂动听。教总和董总是最著名的两个最高领导机构；号称代表华社的华族政党马华公会，在陈祯禄爵士的领导之下，信誓旦旦的宣誓支持华教的庄严立场，并且奋勇的加入实际的工作：使华社越困险越力争，越力争越团结。就在一片激勇的奋发之下，华社被推上更高一层楼一一创办了南洋大学，为华教完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南大行政委员会主席张天泽教授在开学典礼上说：“这是伟大的日子，愉快的日子，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从华教发展史来说，南大的创办，意义非常重大，张天泽正表达了华社的心声。

殖民地政府手中所持的剧本不但如数地传承给自治政府乃至民选政府，在国家迈步朝向独立的路途中，殖民地政府急于大转弯，以便将所有教育问题一揽子全部解决的态度和作风，也影响及传递给自治及民选的政府。所有问题一揽子解决本来就值得斟酌和有协商的余地，所有问题一口气大转弯更是值得斟酌和有协商的余地，然而，在缺乏智慧的调理之下，从五十年代初期至独立为止短短的六、七年间，教育法令成串，教育政策如山。巴恩报告书说：“家长凡欲以马来亚为其永久之家乡，而全力效忠于马来亚者，当送其子弟入国民学校，学习英、巫两种文字；凡不愿其子弟受此国民教育者，吾人认为他们不愿对马来亚效忠……”将教育单语化和国家效忠挂钩，似此无限上纲的超速大转弯，实在无法使华社信服。谁能够证明：只有单语教育才能团结、认同及效忠国家？

在一系列超速大转弯当中，最值得的批判的是“驱逐超龄生”的课题了。超龄生是个历史、社会及学制的问题，学生和家长都值得同情和协助，也存在于其他民族的学校里，只能温和地逐步解决，错、绝不再学生及家长身上。拉萨报告书建议限制学生年龄，殖民地官员乃变本加厉取缔及驱逐华校超龄生。拉萨报告书建议限制学生年龄并没有错，如果分阶段从新学年开始限制，的确是有可行的办法，而且也有益于教育；然而，殖民地官员不但提早限制，而且采用“齐头又齐尾”的方式抹煞学生就学的权利，更采取严苛绝情的手段驱赶在籍学生，使他们立刻失学，流浪街头；似此行径，不但褫夺基本人权，而且也缺乏道德。如此超速大转弯，焉得不车毁人伤?独立年酿成全国性华文中学学生总罢课的学潮，其原因固然颇为复杂，然而，“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及“反对驱逐超龄生”，更是学潮爆发的导火线，从学生的口号及标语中，可知此说非虚。当局错估华社的承受力，当局缺乏调整步骤及弹性技巧，是造成学潮的主因。

在一片马来亚化的声浪中，当局也完全缺乏调理的步骤，以及分段解决问题的弹性处理技巧。华社很早就接受马来亚化的概念，而且随即推行，可见华社并不固步自封。所谓华文中学，实际上也有几种类型，钟灵中学开放式的双语教育是最特殊的一种；在陈充恩领导之下，钟灵成绩傲人，也为华社所接受，他还当上教总首届的主席，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由于缺乏折衷及弹性的智慧，更由于缺乏怀来的胸襟和气度，在一片马来亚化的声浪中，当局竟利诱钟灵全面改制，使其立刻变成英文中学，并且以此作为所有华文中学的榜样；似此超速大转弯，车毁人亡当前，华社焉能接受?拒绝大转弯的后果便是反弹，无疑的，当局正授予华社一个大反弹的良机，“要生存就只有反对”，使华社，更华社化；似此各趋一端，无论对华社，对其他民族，乃至对国家而言，都没有好处。实际上，在全面英校化及全面华校化的中间，还有很大的空间供周旋供洽商，还有很多的步骤供调整供挪动；然而，超速大转弯摧毁了这些桥梁。对国家整体而言，诚非好事；华校因而自囿，更非好事。

就在当局在公路上超速大转弯之际，华社宣布要下车，华教要走自己的路，华社要开辟自己的山径。无论环境是那么险诈，也无论气候是多么的恶劣，华社都愿意走，愿意跳，华族无法如此硬着陆，为了华教的存在和完整。到了这个时候，华社才彻底醒悟，顺者灭亡，逆者生存，这真是一个残酷的认识。在前人引领之下，穷当益坚，攻坚克难，华教无论在学生及间数方面，也无论在中学及小学方面，都成绩斐然，绝不逊于其他友族。

从这个时代的华教史来观察，华教是积极支持联盟政府的，也对联盟政府及其成员党寄予殷切的厚望的，毕竟国家自治独立，政权在握，有什么问题不能坐下来谈？有什么问题不能冷静解决？在这期间，华族也用了诚恳之心向当局请求及呼吁，希望华教得以软着陆，然而，在面对既定的事实，在面对自治独立政府的不肯另改剧本，在面对政治运作的多变及莫测，华教注定前途不乐观。于是，华教只有下车独步，告别专号，自辟蹊径。这个时候，对抗变成求存之道，反对变成自保之路，华社被逼出此下策，诚属国人之不幸。这绝非华教之所愿，更绝非华教之本意，然而，殖民地政府一棋错，全盘皆错，华教岂可错中就此饮恨呢？这首歌吟唱到这里，真叫人哽咽呀！

华族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有一股“逆境生存”的文化和思潮值得世人注意。从战后到独立年，华族在这个国家内，与其他友族并肩，号称自治及独立，实际上，教育生态及文化环境比战前逊色得多，身为国民一份子而教育依然被边缘化，依然被当外来的客人，诚属痛心；昔日争取的对象是殖民地政府，今日争取的对象竟是自己选出来的政府以及自己的友族，这真是一大吊诡。然而，“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华族有太多这样的古训与文化；它们激励了华族，使华族不甘一统就消失，使华族不甘自尽于未经证实的命题。华族无愧于国家，他们不甘于“诛心”的谬见，他们要用自己的未来证实反方是正确的；他们支付特大的代价，自力更生发展出上述绝非幸致的辉煌成绩，实在足以垂范国家。大马能够保存多一支文化，使大马文化更显多姿缤纷，使大马文化更富潜能生机，华社功不可没。

历史老人将会论证这件公案。

第一节：战后的复校

日本于1945年8月中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战火，马来亚重见天日；英国政府第二个月重还马来亚，恢复行使政权。

在一片庆祝胜利的欢腾中，华社第一个念头便是恢复华校；把日本式的“华教”摧毁，重建起自己的学校来。三年八个月的战火，极少部分的儿童被迫接受奴化教育，绝大部分学童浪迹街头，成日为非作歹，滋生事端，似此情景，有志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因此，战火甫息，华教工作者立刻号召复校，重振华校，育我子弟。

经过三年八个月的停办，这个时候，华校立刻出现“学童爆增”的严重课题。

首先是学童总数骤然激增。华校停办了三年八个月，适龄儿童固然无法上学，超龄学生更是无学可上，现在，学校重开了，所有儿童突然蜂踊而至，数量惊人，使董教一时难以应付。为了解决这个困难，课室内学童的数目必须增加，以便容纳更多的学童。资料显示，1946年各州学童总数比1938年增长三分之一，教室内师生比率也多了三分之一。

在学童整体数字爆增，课室内学童爆满的压力下，华校还要面对校地丧失、校舍残破及校具不足等棘手的问题。华联校史说：“和平后仅存校舍三间，战后失学儿童人数激增，桌椅急不及备，而请求入学之儿童，犹继续不断，教室遂有人满之患.”这是战后华校的普通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各校董事部不得不千方百计，向各界筹募特别捐，或建盖临时教室，或租借课堂，勉强把学校维持下来。

解决了硬体设备，并不等于学校立刻上轨道。战争剥夺儿童三年八个月的教育，也严重的污染了学童纯洁的心灵。首先是超龄的问题，它使学生产生自卑、厌学的心态，进而自甘堕落、自暴自弃；其次，战争期间败坏的社会风气，使浪迹街头的儿童道德沦丧，成为骜黠不逊的野孩子，无视于课堂上的教学和教化。这些，都使教师们在教学上产生一定的困难和障碍，使教员们花费的精力，“远超战前”。

华教三年八个月的“缺席”，酝酿起来的课程多得一箩筐；就在祸害不断滋生之际，日军投降了；然后，爆增暴涨的学童纷纷伸手要求入学。试问，华设应当有多大的勇气和魄力，才决定下“复校”这桩大工程。根据统计数字，能够复办的学校不及战前总数的一半，可见这工程的艰巨和困难了。而那些下定决心复校后的华教工作者，以及各区无数无名的支持者，他们在无政府支援下，在大家忙着恢复自己家业之际，竟公而忘私地克服一箩筐一箩筐的困难，终于完成了复校的工程；其毅力很值得我们在这里多写一笔。

第二节：1950年学校注册法令

1948年年中，马共宣布放弃过去以宪制手段的温和方式，改以武装斗争的激烈手段争取达至政治目标，他们号召“各民族全体人民广泛团结起来，结成反英民族统一阵线，坚持反英民族革命战争到底”。消息传开之后，马来亚立刻进入恐怖的血腥岁月。这一年的六月，联邦政府立刻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政府通过拘捕、拷问，惩罚及驱逐出境等手法对付可疑的华人，藉以控制局面。

在这一系列恐怖行动中，华校甚受影响。这一年的秋季，单是柔佛一州，就有45校因动乱而停办，学生减少了五千多人，教师也减少了一百八十多位。就全马而言，学校减少了212间，包括87间夜校，学生减少了11,496名，教员减少了292名；其中失踪者101名，被警方扣留者92人，被杀害者16人。一直到五十年代的初期，萎缩及锐减才略见好转。

为了防患于未然，也为了置华校于控制督管之下，联邦政府决定将旧有的(学生注册法令)翻新，扩大控制面，增加控制权，使华教“不生异心”。法

令于1950年二月在立法会议中提出，并且很快地三读通过，成为<1950年学校注册法令>。<法令>一共三十二条，各条内容可以从标题窥见：

第1条：名称

第2条：释义

第3条：委任

第4条：豁免

第5条：学校注册

第6条：学校注册簿

第7条：注册之申请

第8条：注册证书

第9条：注册证书应显示

第10条：监学等须注册

第11条：管理人及教员之注册

第12条：注册

第13条：监学之责任

第14条：视察学校

第15条：入校检查

第16条：违反条例之程序

第17条：取消注册

第18条：进入未注册之学校

第19条：总督得宣布学校为非法

第20条：取消注册

第2l条：移去校徽

第22条：担任非法学校管理人乃属犯例

第23条：因为生活安全而取消学校注册

第24条：重新注册

第25条：删除不存在之学校

第26条：上诉

第27条：封闭学校

第28条：制造条例

第29条：罚则

第30条：修正表格

第31条：控诉权

第32条：废止

如果和旧有的(条例)相较，无疑的，<1950学校注册法令>控制面更大，控制权更强，在马共宣布武力夺权以后，由于种种因素，当局对华校“不放心”，所以，加强监督管制，似乎可以理解的。

第三节：巴恩报告书(Barnes' Report)和教总的成立

随着第一份报告书被立法议会拒绝后，中央教育局咨询委员会乃于同年委任另一个教育调查委员会，为马来亚联合邦草拟另一份新的教育建议书。委员会由14人组成，五名欧籍殖民地官员及九名马来人，英人巴恩L. J. Barnes担任主席。报告书于1951年6月10日正式公布。

报告书主张设立以英文或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学校，废除其他语文源流的学校。报告书对华教非常不利，国民学校推行之日，无疑的，就是华教灭亡之日。报告书对华社也非常不利，第四章说：“凡不愿其子弟受此国民教育者，吾人认其为不愿对马来亚效忠之表示。”换句话说，不送子女进国民学校念书，不放弃母语教育及自身文化的联系者，就是不效忠马来亚。似此威胁的口吻，对华社颇为不利。

拟具报告书，订制教育政策，其中一个动机就是整合各社群，并且达致本土的认同。然而，巴恩报告书却作出非常激烈的建议，几乎为华教敲响了丧钟，震惊整个华社。不但无法整合华校及华社，反而引起华社整体的愤懑及集体的抗议，效果完全相反，亦与愿意背道而驰。报告书1951年6月10日公布，6月11日见报；6月12日以后，只要翻开报章一望，华社每一天每一个角落，都无不出现大肆攻舌的言论，情绪之激昂，言论之频密，几乎达到群起围剿的地步；华社的愤懑和委屈，到了空前的境地了。

就在华社面临极大的危机，民情鼎沸的时刻，教师公会一个全马性的代表大会8月24日及25日假吉隆坡福建会馆大礼堂召开了。两天的会议，他们达致多项议决案。其中最重要的只有两项；第一项是“坚决反对巴恩巫文教育报告书中废除方言学校的建议”，第二项是筹组全马性华教教师总会。

经过筹备及组织，1951年12月26日，教师会总会假吉隆坡中华大会堂隆重举行成立大典，主席陈充恩致辞宣布“这是马来亚联合邦华人教育界中一个空前的举动，也是马来亚华人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并揭示教总奋斗的三大目标：改进华校教育、发扬华校教育及共谋教师福利。

教总的成立，标志着华教工作者的大团结，与业缘、地缘、血缘乃至政治的组织完全不相同，这是知识、文化的大凝聚，是社会清流的大会和，所以，教总的出现是本区华教史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第四节：方吴报告书及教育遴选委会报告书

当巴恩报告书还在凝撰之际，新上任的钦差大臣葛尼爵士Sir Henry Gurney建议成立另外一个调查团，籍以考察华文教育的课题。调查团成员为方卫廉(William P. Fenn)及吴德耀两博士，他们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完成调查，并且写成(方吴报告书)。

报告书坚定地认为，以马来亚目前多元文化性质及生活方式要用迅速的手段，创造出一种全民接受的马来亚文化，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他们认为，一种新文化只能在经过数代的自然融合才能出现；这样的新文化，才是一种以马来亚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与语文及生活方式毫无关系。报告书一方面批评政府未能善待华教，迫使华教亲华及怀疑政府，一方面也不客气地指出，英校的英欧色彩，巫校的马来色彩，印校的印度色彩，都不利于塑造一个全民接受的真正马来亚文化。报告书也指出，华教工作者早已觉察时移世变，开始教导下一代英文及马来文，向马来亚文化迈进一步；今后政府当局应该以正面的积极态度来处理华教的事务，使华教“遵循马来亚学校的理想”、“负起培养未来马来亚公民的责任”。

显然的，方吴报告书的建议，除了和巴恩报告书大异其趣之外，在对待华校的态度上，也有天渊之别。葛尼爵士并不同意这些观点，于是，他委任了一个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The Central Auditory Committee on Education)，根据巴恩及方吴两份报告书，重新草拟了一份(中央教育咨询委员会研究巴恩及方吴二报告书之报告书)。

整体来说，中央报告书虽然接纳了方吴报告书的部分意见，但是，那只是一小部分，而这小部分刚好又和巴恩报告书相一致；至于其要点，很多时候都来自巴恩报告书。如果说中央报告书基本上是重申及肯定巴恩报告书的立场和建议，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判断了。

在中央报告书的建议下，英文教育是国民学校的主调，华校自小一开始就必须念英文；马来文教育是次主调，华校自三年级开始就必须学习马来文；至于华校，在国民学校不足够，或者在“家长相信国民学校能供给一种合适的教育”的日子来临之前，政府允许其继续存在，并且应该资助；但是，这种资助是有目的的，要使到它们“将来改变为国民学校”时，感觉到“纯属自然、自动”的。在这样的政策下，很明显的，华校不但完全被边缘化，而且允许私立方言学校的存在，但是，对主流教育已起不了太大作用了。

中央报告书有意折衷二报告书，但是，那也只是表面而已；它有意让华教的问题“软着陆”，但是，那也只是表面而已，因为根据它的指向和目标，华教着陆之后，“改变为国民学校”的日子就来临了。像这样的“软着陆”，华社肯定无法接受的。

9月19日联合邦立法会召开会议，两份报告书及中央报告书都被提呈上来，一场激烈的辩论於焉展开。大部分议员都偏向巴恩报告书，教育部长拿督都拉星甘Dato Thuraisingham认为巴恩报告书所建议者“可以建立马来亚的观念，并且可以成立一个马来亚的国籍”。代表华族的陈修信则极力否定这种看法，他认为巴恩报告书所作建议，“已超出其工作范围”，而且“该委员会在其所作考虑备忘录，亦未邀请华印两民族提供意见”，所以，该报告书“不能代表整个马来亚人民之意见”；最后，他警告说：“马来亚各民族对教育问题之分歧意见，不能谋的优先之解决，将来马来亚教育政策将被毁灭；’至于对中央报告书，陈修信批评他主张一名六岁学童须学习三种语言，“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有此现象”，值得怀疑，包括英国的学校；附和此说得尚有梁长龄等。会议进行了两天，最后，在格尼爵士保证政府“无意消灭任何民族文化或语文”之下，并在他的授意之下，议会通过成立—个以律政司荷根M. J. Hogan为主席的教育政策遴选委员会，根据三份报告书，草拟一份教育法令，供政府执行。

1952年，政府在华小推行薪金制，增加对华小的控制。

在新薪金制还没完全解决之前，1952年10月8日联邦政府正式发表了教育政策遴选委员会的报告书，该委员会根据巴恩、方吴及中央三份报告书，草拟一份法令，供政府执行。报告书全文90页，报告本身22页，附带提出的“1952年教育法令”草案占68页；从作用上看，报告书本身可当作是教育法令草案的提案理由书。

报告书建议设立无民族界限的“国民学校”，供给以六年为期的免费强迫性初等教育，以马来亚乡土观念灌输给各籍学童。国民学校以官方语文(英、巫)为教学媒介语，每班内至少有15名学生要求学习华、印语文，则学校必须开班。

国民学校分两种，一种以巫文为教学媒介，而于第一年起授英文；另一种以英文为媒介，而于第三年起授巫文。至于华、印文，报告书建议在最初二年内，每日只能拨一节(约半小时)，其课文内容应予简单化。法令规定，凡在六岁至十二岁之间的儿童，必须进入国民学校。法令也规定，即使当局实施国民学校制度，现有之华、印学校依然可以继续存在。

稍微涉猎一下报告书及法令，即知其目的及含义之所在，显然的，当局有意采用硬着陆的态度和做法，逼使华校尽早马来亚化，甚至灭亡。华族这支教育歌唱到这里，不但调子低，嗓门粗，而且叠嶂重峦，关山险阻，真不知该怎样继续唱下去。

第五节：1952年教育法令的抗争

在教育遴选委员会报告书尚未公布之前，教总代表林连玉及丁品松于1952年9月2日假吉隆坡政府议事厅晋见了委员会主席律政司荷根及其他成员，程递意见书，希望影响报告书。意见书开列七点理由，从人口的比率，华族的奉公守法以及华语的重要性等角度，综论华教应备受重视，使“华文教育列为本邦教育体制重要环节之一”。显然的，在整合国家教育的过程中，华社期盼华语华文“原封不动的被保存下来，作为国家教育体制的重要环节之一，而不是以‘消减’的姿态整合进去”。

然而，当局并不重视华社的意见，10月2日教育遴选委员会依照计划，发表了报告书以及附带教育法令草案，内容的偏激以及手段的强横，立刻震惊全休华社，包括马华公会。于是，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的抗争就此展开，历时数年。

除了华文报社、教师公会、文教团体以及教总纷纷发表言论抨击、反对教育法令之外，全马华校董事联合会、教总及马华公会于1952年11月9日，假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召开了一个历史性的联席会议；表达了华社整体的意见。这个会议代表华族的大团结，为第二年4月组织马华公会教育中央委员会(通称“三大机构”)之前奏。

正如《南洋商报》社论所说：“这是马华教育历史上最庄严的、最伟大的、为维护全马来亚华文教育存在和发展，而为摩顶放踵的艰难奋斗。”出席者来自全马各地董、教代表60余人，马华公会陈祯禄、梁宇皋、梁长龄、叶茂达及温典光也出席了会议。联邦华文教育总监侯士(H. R Howse)受邀列席，并即席解答一些问题。就在这个会议上，陈祯禄发表了“母语如身影，不可分离”的著名演词；他说：

……马来亚的华人，尤是在家庭里说中国话的华人必须受母语教育，因为这样才能使他们依照他们的文化传统充分的发展及树立根基。失掉了自己文化熏陶的人们，绝对不会变成更文明的。一个人的方言正像一个人的身影，不能够和他的本身分离的……在政治上，马来亚华人应该和其他打算长住在马来亚的民族成为一体，可是在文化上各民族应独立的保持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们华人应该在生活中和我们的固有民族特性一致，才能够保持我们的传统、习惯、制度和仪态，也才能够通晓我的经典和旧文化；唯有这样，才能成为良好的马来亚公民。我们马来亚华人，一定要保持我们民族最高尚的道德理，这原则鄙人认为是绝对正确的……

作为海峡殖民地的一名峇峇(BABA)，半句华语说不出，仅从中国经典的英译本了解中华文化，却发出如此强烈的民族气息，成为全体华社的精神感召，实在无愧于担任马华公会的会长了。最后，他向大会代表及全体华族表示：“目前，在马来亚华人教育和文化发展史上的严重关头，我愿意向诸位表示，马华公会对华文教育的发展将给予全力支持。”信誓旦旦的表达了马华公会全力支持华教的勇气和决心。这是马华公会第一次对华教表白立场，清楚鲜明而且坦诚，值得重视。

依照大会议程，第一项是讨论新薪金制的问题，然而，代表们发难抨击法令草案后，所有代表竟全集中火力攻击报告书及法令草案，把薪金制抛诸脑后，民愤之激昂，于此可见了。两天会后，大会通过六条议决案。六条议决案，没有一条不是动员华社整体的力量，包括马华公会、总商会、大会堂及立法议员等，去影响其他民族的立法议员，去影响钦差大臣及当局；这强烈的意图，正透露出与会者极大的焦虑和无穷的忧心。大会将立场草拟为备忘录，由代表马华的温典光、教总的黎博文及董事总会的洪启读联合签署，送呈钦差大臣。

尽管董教剖析各种利害关系告晓当局，同时也苦口婆心吁请各籍立法议员“站在正义的立场，以争取各民族之自由发展及保存各民族的文化特质”，华文报章更一波又一波的日夜发表社论，横批直剿，炮火连天，然而，立法议员依然在10月21日一致通过报告书，法令草案随之三读通过，正式成为法律。会前一般认为华社舆论响彻云霄，华籍议员恐怕会联合起来反对，议案势必引起一场激烈的辩论，但是，出人意外的，席间竟无人反对。

在四位华籍议员中，黄伯才一马当先，在二十分钟的致词中，他指摘国民学校制度实施后，华印学校势必被淘汰，他吁请政府让华印学校继续存在下去，此外，他也承认“在建立一马来亚国家之目标下，是处理复杂教育问题的‘最佳方案”。李孝式则认为该报告书虽建议国民学校每日拨出半小时教授中文或印文，但是，法令中却未有硬性的规定，他担忧“教育部的官员，是有可能更动的”，因此，他要政府予以保证，“切实履行该报告书中规定的原则。”槟城议员叶松纲则赞誉该报告书是各民族互相容忍的“杰作”，国民学校制度是建国大前提下的“最佳教育方案”，并建议该报告书改名为<荷根报告书>。所有华籍议员，除略表微词外，都歌功颂德，支持法令通过。陈祯禄率领马华要员出席董教代表大会，并发言积极支持大会立场，然而，马华公会的重要领袖李孝式却在立法议会内反其道而行，真是莫大的讽刺。

最后，荷根总结各方陈词及综合解答；他说，原本他以为报告书及法令草案在提交讨论时，必引起一场大辩论，但是，却“获得会议一致支持，乃出乎渠意料之外”。

第六节：南洋大学的创办

1949年中国大陆政权转移以后，殖民地政府严禁华族子弟前往深造，使华族青年丧失了一条很重要的升学管道。战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复元，华文教育重上轨道，朝向蓬勃的路上发展。除了五十年代的首一、二年，华校学童的数字不断的飙升；特别是继续深造的中学毕业生，数量越来越多，如果坐视他们就此进入“社会大学”，殊觉惋惜，也是社会及国家的一大损失。于是，如何提升华教，满足学生不断高涨的求知欲，并且为邦国造就人才，很快的就成为华社的另一个棘手课题。

1950—1957华校生员统计表

年代	学校		学生		教员
年代	小学	中学	小学	中学	小学	中学
1950	1,317	32	210,336	6,159	5,865	38
1951	1,168	38	198,840	7,503	5,942	426
1952	1,199	40	227,803	11,378	5,565	462
1953	1,211	46	236,041	14,840	6,282	455
1954	1,231	53	232,818	18,306	6,458	503
1955	1,265	55	255,158	23,397	6,642	964
1956	1,311	70	279,549	40,330	7,380	1,037
1957	1,333	60	342,194	49,536	8,521	1,060

在责任及良心的催使之下，1950年9月9日陈六使在主持福建会馆筹款建校时，透露出“在星办中国大学”的心声，然而，很快就沉寂下去了。第二年，1951年6月26日，《南洋商报》在一篇题为<创办中国大学>的社论中旧事重提，并且把大学的学生、教师、校址及经费都设想了，结论是“越快越好”，然而，也得不到什么回响。

到了1953年正月16日，在福建会馆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主席陈六使再次发出创办华文大学的呼吁。他激动地陈词，认为当前华教遭受“外在压力”、“自我摧残”的双重危机；所谓外在压力，如当地政府对英、巫、华三重学校厚彼薄此的津贴以及各种报告书、法令的约束；至于自我摧残，如董教不能合作、教师待遇菲薄影响师道以及教师的匮乏等；为了冲出这狭窄的困境，他认为只有创办大学一途。最后，他以福建会馆的名义，倡议创办华文大学，并且即席宣布将捐献五百万元。

第二天，所有报章都以显著的版位全面报道这则新闻；第三天起，几乎所有华文报章都以此为社论，表达全面及全力的支持。呼吁发布后，文教界无不振奋，并且准备随时积极参与。在福建会馆的带动下，新加坡文教界、工商界及政界纷纷响应。支持此划时代的创举。马来亚联合邦方面，波浪澎湃，江卷云涌，也不下与新加坡。最先举双手支持的是马华公会会长陈祯禄爵士，这位两个月前才在全马华校董教与马华公会联席上大肆抨击1952年教育法令，并且高喊“母语如身影，不可须臾分离”的峇峇(BABA)，在吉隆坡立刻发表意见，支持华文大学的创办。

为了扫除障碍，陈祯禄爵士和马大副校长薛尼爵士于正月30日在马来亚广播电台作现场辩论，为华文大学的兴办辩护，在短短的半小时内，他一共说了至少十次“吾人极强烈的感到，创办一间华文大学是绝对需要的”以及类似的话，更举出例无数的理由来支持这个结论。为华文大学尽言力争，呵护辩驳，陈祯禄展现了他作为华族领袖爱护自己民族及文化的精神和风范。

经过重重障碍和阻力，2月20日，陈六使主持了第一次大学筹委会会议，并且为华文大学拟出一个嘹亮的校名一一南洋大学。接下来两个月，筹委会忙着发动全马总商会及各社团，催促他们迅速成立募捐委员会，进行筹款活动。也忙着邀请本地专家学者，为南洋大学提出各种设计方案；更忙于办理注册手续以及勘察校址。

南洋大学的创办，对华社而言，有三个意义：第一、华社完成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一一华社在二次大战之前，已着手发展高等教育，要不是战火的关系，华社恐怕在四十年代上半期就完成了这个工程，比当局设立马来亚大学要早上几年。教育是知识的泉源，知识是生存的力量，在各民族竞争激烈的国土上，华族深知教育的重要，所以，发展教育及完成教育体系，是华族长期以来的梦，也是华族最崇高的梦。大战的延宕，使这个梦在五十年代才得以字践，为华族开创新纪元。第二、来自传统文化的南大精神一一从南大开办的经过来观察，无疑的，南大是属于新、马华社的；从南大创办的宗旨来观察，无疑的，南大是涵盖了整个南洋的华族社群的。大战之前，华侨中学是南洋群岛众多华族社群所寄托的一所高等学府；而今，南大以同样的角色和任务出现在相同的一个小岛。这也就是为什么，创办南大的呼声一扬，千千万万华族的力量立刻四海归宗。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大必然秉持华族传统文化精神，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播站，烛照群岛上的华社。第三、全民的南大力量和决心一一南大创办固然来自上层社会的发动，但是，推波助澜的十二大团体却是草根的，各种各样波浪壮阔的捐输更是草根的；开学典礼举行之际，几十万人从马来亚各地不约而同、蜂拥而至，更证明南洋大学是属于全民草根的。南大的创设，是全体民族共同参与的一股草根运动，最彻底的，最根基的，它显示华族强韧无比的力量，反映了华族力争上游的决定。

1956年3月15日，在隆重而又简单的开学仪式中，南洋大学宣告开学。南洋大学是民族教育歌的重要篇章；在这篇章里，我们看到民族大合唱，三部混声大合唱，冲破了叠嶂的障碍，飞上云端，迎向春日的晨曦，为全民族谱出一支悠扬的欢歌。

第七节：马华公会教育中央委员会的成立

当新加坡华社如火如荼发动建设华教最高教育体系的南洋大学时，马来亚半岛的华社却正在进行一场又一场华教抗争活动。

1952年11月9日，全马华校董教代表及马华公会代表联席会虽然对1952年教育法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反对，然而，却也挽救不了11月21日立法会议中法令草案的通过。为了抵抗法令对华教的威胁，并且纠正法令的谬误，华教工作者焦急的期待第二次联席会议的召开，俾使推动第二波的出击。

联席会议实际上是由华教工作者及马华公会两组人士组成，作为华族政党的马华公会不但历史浅短，领导层基本上是一批英文教育者，他们对华教不认识、不重视，也缺乏人手处理华教事务。一直到去年温典光担任马华公会中文部秘书后，马华公会才“开始展开各方面的教育工作”，所以，对大多数马华公会的代表而言，华教的课题是生疏的、盲目的。

二次联席会议召开时，陈祯禄被选为大会主席，副主席是蔡任平(教总)、张昆灵(董事)及梁长龄(马华)。会议首天讨论新薪津制的提案，反对1952年教育法令以及筹组华教统一机构。陈祯禄以主席身份向大会致词；他引述中国经典论证华族“绝无种族及宗教之偏见”，并誓言儒家思想及智慧是“最适宜”当今这个“恶毒的”、“贪婪的、野心的”世界之后，乃进入演讲的核心部分。

为什么华文教育要在马来西亚国民教育制度内占有适当和相当于其价值的地位？有力原因，就是对于三百万在本邦的马来亚华人母语的教授乃最重要者，母语乃是获得母慧真实的媒介，同时也是生下来就获得的……在团结则是力量的原则下，我愿衷心拥护马华公会联合所有华校董教而组织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之计划，假如华校董教与马华公会能把我们所有的力量联合集中起来，我们一定可以使马来亚华文教育的整个体系置于坚强、稳固和令人满意的基础上，华文方言教育的整个体系可得到坚固，持久及稳定的基础，致能在各方面成功的有效地完成他的使命！

在这篇讲词中，陈祯禄再次清楚的表明马华公会的华教立场：衷心拥护马华公会联合所有华校董教所推行的计划，并且一定要华教整个体系安置在坚强、稳固及令人满意的基础上，以便让它有效的负起母语教育的使命。如果和第一次联席会议陈祯禄“母语如身影，一日不可分离”合观的话，我们就应该了解，这个时期马华公会对华教不但衷诚支持，而且还立场坚定，义不容辞，有不避汤火、领导华教之势。

进入倡议筹组华教统一机构的提案时，华教工作者和马华公会代表立刻暴露出多日以来的分歧了。这个统一机构到底应该如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及秘书所提议，隶属于马华公会，成为马华公会华教中央委员会呢？还是应该如槟城董联会所提议、吉隆坡教师会所附议，组织独立，成为“马华董教联合总会”呢？

槟城董事代表骆清泉在会上说：“未来马华公会有变化，换了一位不爱护华文的人为会长，那时我们的总机构不是宣布完了？……马华公会是政党，但尚未见其政纲政要，请陈会长即席宣布马华公会教育政策。”可以说是当时华教工作者共有的忧虑。

在华教工作者的要求及迫问之下，为了解决华教统一机构的隶属问题，陈祯禄立刻起立回答。首先，他答复中央教育委员会究竟应独立，还是隶属马华公会；他说：

我以为问题不在这个中央教育委员会应该独立或者附属于马华公会，现在吾人的问题纯在如何团结合作起来，增强我们的力量……马来亚的华文教育目前已处在非常危险的地位，我曾听到对于华文教育目前很不利的话，……将来马华公会如有一位会长是反对华文教育的，我相信诸位随时可以把他开除。马华公会有几位会员对华文教育作无责任的发言，但是他们是表示他们个人的意见，我向来未曾听过有什么人像他们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来反对本邦华文教育的存在的……我对各位的劝告是非常诚恳地，是为了马来亚的整个华人社会的……马华公会的宗旨不但要保存中华文化，甚至于发扬之使它满满的光大。我可以保证，我可以保证马华公会的政策一定是维护华人文化的……

陈祯禄以会长身份，当着重要的党员及华教工作者面前，再次宣布马华公会绝对支持华教的立场，并且重申发扬中华文化的天职。“马华公会的章程明白规定要保护华人的利益”、“我可以保证马华公会政策一定是维护华人文化的”、“如有一位会长是反对华文教育的，我相信诸位随时可以把他开除”，这些真诚和坚决的讲词，不但获得全场的热烈掌声，无疑的，也加深了马华公会与华教工作者的认识，使双方向前靠拢了一大步；为马华公会赢得更多的支持力量。在会上追问马华公会的教育政策的槟城董事代表骆清泉，听罢陈祯禄这番言辞，叹道：“有这样贤明的领袖，我们可以安心在他的领导下，去争取华文教育地位了。”素来对马华公会不大信任的林连玉，也写道：“这些话太令人感动了。”“我深信陈爵士今晚所吐露的，都是肺腑的真言。像这样爱护华人文化的领袖，教总跟他联合组织马华教育中央委员会，总算没有跑错了道路。”陈祯禄除了领袖风采和魅力，更重要的是真诚、负责和热爱自己的文化，因而赢得华教工作者大力的拥戴，使马华公会自建党以来第一次名副其实成为整个华族的政党。

陈祯禄宣示了马华公会的华教立场和政策，并且表明马华公会对华族文化的一片热忱之后，会议旋即以大比数通过将中央委员会隶属马华公会之下，于是，“马华公会教育中央委员会”乃宣告成立。民族教育歌吟唱到这里，虽然处境险恶，“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但是，华社唱的是一支民族大合唱，声振林木，气荡山谷，任凭林木如何萧瑟，山路如何诘屈，誓志都要飞越过去，让歌声在历史长廊里流下不灭的回响，流下悠扬悦耳的旋律。

第八节：拉萨报告书及其教育法令

联盟在1955年7月大选获胜后，成立了以教育部长拿督阿都拉萨为首的教育委员会；职责是：“审查现行马来亚联合邦的教育政策以及建议任何必要措施改变或修订，以建立一个为全体联合邦人民所接受的国民教育体系来满足他们的要求和促进他们的文化、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其目的在于使马来语成为国语，同时维护及支持我国其他族群语文和文化的发展.”

根据纲领的制约和昭示，新教育报告书建议的新的教育制度首先必须“为全联合邦人民所接受”而且又是“全国性”的；其次，这个新的教育制度一定要能够“满足其需求”，并且促进文化及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此外，新的教育制度在注意促使马来语文成为国语之下，也必须“同时”维护及支持其他民族语言文化的发展。换句话说，新的教育政策及制度除了照顾国家的层面，也必须同时照顾其他民族的文化利益。

这是个开放、宽容及前进的纲领；在一个多元民族及多元文化的国家里，这样前进及积极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已经自治，即将奔向独立的国家，具有此包容、宽大及怀来各族的哲学更是重要。如果新的教育报告书能够体现这种精神、落实这股哲学，那么，它将成为马来亚有史以来第一份所有民族都支持的报告书。

在如此博大的纲领下，我们来观察拉萨报告书所能达到的成果：

(一)小学

第五章第54条明列小学分为两种：A．标准小学，应以本邦国语为教学媒介；B．标准型小学、乃用中国语文、印度语文或英语国文为教学媒介。尽管学校名称有异议，但是，华文小学第一次被接纳及列入国家教育系统，完全符合纲领的意思。这样的处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不但解决了其他语文学校的地位、经费及师资来源等问题，也保障了其他民族的基本教育，符合纲领的要求。

(二)中学

第二章第13条c说：“设立准国民中学……所有此中学校均采用共同课程，并准备参加共同考试，至于在此中学校内，应用何种语文为教学媒介之问题，则非首要，因……已建议为所有学校进行编綦共同内容之课程。各校均可利用一种以上之语文，作为媒介语，各校之课程中，尚有充分伸缩性，俾各校的特别注重个别之马来亚语文及文化。所有准国民中学。均可享受划一之津贴金；’据此条文，可知准国民中学只要采用共同内容的课程，那么，应用什么语文作为教学媒介语，不但都“非首要”，而且也允许“利用一种以上之语文”作为教学；此外，他们还允许有“充分”的伸缩性，去“特别注重”个别的语文及文化。这是一条包容性很强的条文，可谓善得纲领的精神和精髓。

(三)考试媒介语

前引31条c说：“……采用共同课程，并准备参加共同考试。”70条说：“俾学生参加一共同毕业考试。”报告书对考试媒介语只字不提，到底是以该校教学媒介语为依据？还是以英巫文作答？报告书不作任何规定。无明文规定，谁能保证执法是否会走样？无疑的，这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它强烈的伤害了纲领的高瞻远瞩性，留下一个决堤的裂缝。

(四)最终目标

第二章第12条说：“本帮教育政策之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之下，而在此教育制度之下，本邦国语乃主要之教学媒介；然本委员会亦承认，达到此种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渐进行。”尽管报告书接纳了纲领的宽容博大，包含各语文学校，然而，它始终还是继承了巴恩报告书欲建立单一教育的理念；所谓“最终目标”，正说明其他母语教育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可能性存在。

总结来说，报告书在容纳各民族教育方面，确实有意接纳纲领的精神和意旨，然而，由于他始终摆脱不了殖民地教育政策的色彩，无法全面发挥，以达到纲领所昭示的理想。报告书结论以为“能为全体人民接受”的教育政策至少必须具备两项原则，其中一项是“必须满足认马来亚为其家乡之主要文化集团之合法愿望”，另一项是“必须为每位本邦出生儿童求得入学机会”(第18章第土86条)；这些理解是正确的，问题是报告书一些灰色的或者隐性的条文却威胁了这些原则，蚕食纲领的理想，甚至于将来落实时，有可能破坏了纲领所昭示的崇高理想。

1957年7月，根据拉萨报告书订制的新教育法令在宪报的494号公布，没有“最终目标”一项，华社松了一口气。然而，这也只是短暂的，当马来亚步入独立的行程时，这种宽容的精神就烟消云散了。

第九节：华文中学改制与全国总罢课

从巴恩报告书开始，当局就提出“国民学校”的概念，1952年教育法令及1954年教育白皮书，政策无论是英巫兼重或是重英容巫，都一直围绕着这个框架，以便藉此政策的贯彻而将其他方言学校边缘化。

钟灵由于课程与“国民学校”的要求非常接近，所以，在当局提出“国民学校”的时候，就有意试探政府对钟灵模式的接受程度。在政府边缘化华校之际，钟灵领导人认为这是一条折衷的求存之道。

早在1953年正月，正当1952年教育法令通过不久，钟灵监理员就向当局提出申请，即遭受到华社强烈的指责。1954年教育白皮书通过的时候，钟灵津贴金的谈判接近完成的阶段。1955年7月，钟灵校长汪永年宣布，钟灵校董部正和政府洽商提高津贴金，事情如果成功，钟灵第三条路线将可作为华校的出路，以便接受政府的津贴。实际上，自1953年8月以来，马华华教中央委员会就一直向当局争取在目前的津贴条件下，加倍增拨津贴金给所有的华文中学，钟灵董事长王景成及校长汪永年分别是马华华教中委会及教总常务委员会的委员，为什么瞒着所有委员，暗中申请呢？在所有华文中学采取一致行动时，他们又怎么能够私自降低条件，去满足当局的要求呢？其他中学将怎样争取下去呢？

在学生、社会人士及华教工作者的压力之下，钟灵当局暂时搁置申请，以观形势。

1956年3月，钟灵申请津贴金的行动又告复活，双方频频幕后接触，台底交易。6月底，教育部长阿都拉萨宣布，联盟政府决定增加钟灵的津贴金，使钟灵成为全津贴学校。消息传开之后，全体华社震惊不已，华教工作者多年来的抗争，在钟灵的单独行动下，有决堤之虞。钟灵学生最先表示不满，他们反对改制，展开罢课示威，当局接取行动，开处一些学生。钟灵教师孔翔泰及任雨农强烈反对改制，董事部辞退他们，殖民地政府教育官员尚且口头通知槟城各校，未获当局许可不得聘用任、孔二人。

就在钟灵学潮还没完全落幕的时刻，联合邦教育司培恩立刻于12月29日通函全马各华文中学，征询是否愿意改制，成为准国民中学；如果愿意的话，可给于全部津贴。信中附上接受改制二十条件。这二十则条款，有不少是管理学校的法则和规定，在控制及维护学校的品质方面，自有其正面的意义；当然，有些条款拟文笼统模糊，是两可的灰色地带，有待进一步澄清。最令人生畏的是第18条及20条严格规定学生必须参加英文出题及作答的初级文凭考试、马来亚联合邦及(或)剑桥文凭考试；换句话说，当局以考试调控教学媒介语及课本。只要你接受这两则条款，就不怕你不变成英文中学。像这样超速大转变，不要说华社受不了，其他民族也受不了。

面对教育司的强大攻势，三大机构立刻向所有华文中学发了通函，“此事关系全马华文中学之前途，至为重大，吾人必须采取一致步骤解决之”，“静待公意决定”；换句话说，钟灵偷偷摸摸的单独行动不可重演了。霹雳华教三大机构(霹雳华校董联会、霹雳华人家长公会及霹雳华校教师会联合会)、雪兰莪华校董联会也响应华教三大机构的号召，呼吁全体华校不可随便接受，必须采取一致行动。

元年26日，为了缓和各华文中学的焦虑，三大机构发表书面谈话，谓必须等待政府将准国民中学下的课程、课本、教师待遇、董事主权及考试制度等细则公布之后，三大机构才召开全体华教大会，共商对策。

然而，夜长梦多，当局一方面迟迟不公布各条件的细则，一方面派官员四处游说，槟城一些学校开始动摇的消息四处流传，时间对华教非常不利。

1956年12月底，钟灵校董与当局对于学潮的了结出现了两种意见；正副董事长王景成及戴国良等人从宽处理，但是，政府当局却拟出一份70几个名字的黑名单，准备一网打尽。第二年正月开学前夕，槟城代首席部长宣布，当局已决定开除钟灵69名“叛逆”的学生。当天上午，汪永年召开全体教职员会议，宣布开除事件，并选出二十名教师严守校门，不准“叛逆”学生入校，使全校进入紧急状态。第二天开学，钟灵几乎成为一座愁城，学生徘徊校外，家长奔走求情，情况令人沮丧。关山险阻，歌声还没飞渡，却已经调散音变，民族大合唱如何延续下去呀。

3月27日，教长宣布对钟灵学生上诉事件的判辞，条文非常简单，只有16名学生上诉得直，其他全部维持原判，华社及华教工作者深不为然。旧怒未消，新怒又起。4月2日考试期间，钟灵学生开始闹学潮，学生喊口号，张挂布条，上书“抗议政府无理断送六十八名同学毕业”，并展示血书多块，上书“吾爱钟灵”、“爱吾华文”，汪永年没办法，立刻宣布放假。第二天，韩江及中华也发生罢考游行事件，掀起第二波的学潮，惊动华社。

这个时候，华社所要应付的华教课题实在太多了一一超龄学生问题、初级文凭考试的问题、教师鉴定考试的问题、拉萨报告书的问题、董事组织条列的问题以及教师注册新法令的问题等等，令华社疲于奔命，一不小心，随时就有车毁人亡的危险。

就在一切尚未明朗之际，当局暗中派人游说华文中学改制终于奏放了。8月31日马来亚独立；9月，芙蓉振华中学步钟灵后尘，宣布接受改制，成为第二间准国民中学。虽然全校七百余学生签署备忘录反对，虽然训育主任谢又斋不满改制而辞职，振华校董及领导皆充耳不闻，一意孤行。10月27日，昔加末华侨中学也通过接受改制，校长陈赞天辞职抗议。

11月中旬，马华华教中委会三大机构假吉隆坡召开另一次全马华文中学董教代表扩大会议，商讨应付中学改制的问题。出席者除三大机构之外，尚有单位70个，代表百余人，情况非常热闹激昂。就在华教工作者群集商讨中学改制的政策的同一天，槟城开始流传学潮第三波在起的谣言了。这一天，槟城警方、各校校董，都进入戒备状态，中华女子中学、协和及钟灵等校，风声鹤唳，高度紧张。韩江中学甚至于宣布立刻放假一星期，而且即刻生效，遣令学生返家自修。

果然，不出三天，全马各地的华文中学就响应了。这场跨越一个多月的全国华文中学总罢课，波及六个州、十几间中学、几千名学生，是马来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学潮，竟在马来亚获得独立后的半年发生，对马来亚历史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瑕疵。学生罢课的标语是“反对华校改制”、“反对驱逐超龄生”、“反对高初级文凭考试用英文出题作答”、“维护华文教育”及“全力支持三大机构”等，诚然，罢课的缘由可知矣。

正当几千名天真的学生为华教表达心声之际，正当一些华文中学申请改制之际，12月19日全马各华文报章同时刊登了一条大新闻一一新山宽柔中学董事部昨天开会议决，拒绝申请改制。自明年正月土日起全部经费自筹，接纳超龄生就读，成为全马第一间独立的华文中学。消息公布后，赢得全体华社的掌声；不久，芙蓉中华中学董事部也宣布决不申请改制，成为第二间独立中学。为华族文化的命脉，留下一丝生存的气息。调子虽离散，音腔虽变易，但是，有人奋起调高嗓门，整合全队音调，在风雨如晦气的紧要关头，领头冲出迷雾，飞渡关山。

英国于战后恢复本区殖民统治之后，为整合本区各族文化、报告书，法令如雪片纷飞，这是1950年的《荷格尔报告书》及1952年的《巴恩报告书》。其中，尤以后者对华教的影响特大：它的发布以及1952年教育法令的拟订，无疑的为华教敲响丧钟。在此形势之下，华教人士不得不奋发图强，马来亚联合邦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在这股思想的催生之下，1951年在吉隆坡诞生了。

教总成立前夕，在尊孔中学召开的筹备会议。最早发起筹组教总的，是马六甲的沈慕羽，接下来的是森美兰的吴太山：在他们的建议下，吉隆坡的林连玉乃以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主席的身份，发函邀请各区代表，共商大事。

1951年12月25日教总成立大会合影。首届轮值区是槟城，所以，槟城华校教师公会主席陈充恩出任首任主席：不久之后，他遇狙身亡，至为可惜。

为了平衡巴恩教育报告书，当局成立一个华文教育调查团，委任美籍教育家方卫廉(William P. Fenn)及吴德耀博士为团员，草拟<方吴报告书>。图为吴德耀(站立者)及方卫廉(吴左边第一人)抵马时，接受晚宴之情景。

陈充恩(1901-1952)原籍南京，1931年南来槟城，任钟灵教务长，后升为校长。是首任教总主席，他是中、英并重的钟灵中学的校长，如果教总由他领导，路线和后来林连玉的是不是相同，历史没法子回答。

马华公会创会及首任会长陈祯禄爵士是个峇峇，只会说英语及马来语，连闽南话都说不通。他联合教总及董总，成立了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通称“三大机构”，自任主席，统领华教事务，发表了“母语如身影，不可须臾分离”的著名演说：当着马华及董教人士之前，他说：”如果华人不懂华人文化，那就不是华人了；如果他们不认识华人的风俗和传统，他们就不能成为华人；假使他们不能成为马来人、英国人或印度人，他们可以说是流氓了！”他甚至于说：“将来马华公会如有一位会长是反对华文教育的，我相信诸位随时可以把他开除！”南洋大学的计划刚宣布的时候，他最先举双手宣布支持，并立刻赶赴新加坡，为南大的成立和总督在电台上层枪舌剑地辩论了半个小时。中立者即陈祯禄，右为南大校长林语堂博，左为文学院院长熊式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