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纳金资料选编
导言
李业霖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独霸亚洲太平洋这个辽阔的地域，发兵驱逐英、美、荷诸国盘踞在该地区的势力，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注1）的法西斯殖民统治，妄想实现“八紘一宇”（注2）的迷梦。他们长期准备，精心策划，于1941年12月8日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的幔幕就此揭开。浩淼无垠的太平洋顿时潮夹风威，波吼涛怒，巨浪稽天。无情的战争，把太平洋变成不太平的大洋。
日本侵略军在突击珍珠港的同一天，就在马来半岛的东海岸吉兰丹的哥打峇鲁登陆。长驱直入，势如破竹，1942年2月15日攻陷了新加坡。自此，马新人民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下，过了三年八个月暗无天日的苦难悲惨的生活。
在太平洋战争方酣的时期，马新人民生活在一个鬼蜮肆虐的非常时期，它又是一个低头忍辱、向隅而泣的悲苦时期；一个如箭穿雁嘴，没有人敢咳嗽的恐怖时期，它又是一个思绪激荡、热血奔腾的躁动时期；一个经济凋零、民不聊生的艰辛时期，它又是一个在地平线上显露和平新曙光的希望时期。凡此种种，就是日据时代的社会生活现象，也是那个时代的历史特征。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侵占马来亚，为的是掠夺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以及搜括钱财，用来支持其“大东亚圣战”的需求。日本炮制的华侨政策，也无非是为了这个目的服务的。
1941年2月14日,日本政府制定了《华侨政策纲要》，它的主要内容表示:“华侨对策主要在华侨所在地施行，其要点在于使他们在我国掌握下，对帝国国防必需物质的生产和取得方面作岀贡献。为此，按情况需要施加适当政治压力，使他们与我方相配合，同时利用其原有的经济机构及习惯，指导他们积极配合帝国的政策，随着情势的变化，并应逐渐控制华侨社会势力。”（注3）
这《纲要》反映日本军国主义对其统治下的华侨的管治和改造的政策，概括地说，就是镇压、利用和控制。镇压是“惩一警百”，控制是手段，利用是目的。他们要华侨改变效忠立场，配合帝国的政策，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实现而效命。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即成立军政部（后改为军政监部），以铁腕手段施行专制独裁、强权暴力的法西斯统治。（注4）自由被夺，动辄得咎，马新华人形同被禁锢在一座民族监牢里。
1942年2月17日,“出于军事上的需要”，（注5）司令官山下奉文下令肃清新加坡全岛的抗日份子，实行“检证”行动，屠杀新加坡华侨五万人。
此外，在马来半岛的槟城、怡保、美罗、加影、吉隆坡、马六甲、森美兰知知港余朗朗村、柔佛各地县村市镇，先后进行大肃清，展开血腥大屠杀，横尸遍野，血渊骨岳，惨绝人寰。“每次屠杀，伴随强奸、烧屋和抢劫”。（注6）
马来亚华侨是本邦经济力量的主体，一直起着杠杆作用，故尔成为日军敲诈勒索的对象。日军任意霸占华人的工厂、胶园、矿场、企业、建筑物和住宅；任意掠夺华人的产业、汽车、船艇、甚至脚车和腕表。而强迫马新华人缴纳五千万圆叻币的所谓“奉纳金”，可说是最野蛮、最缺德的强盗行为，是敲骨吸髓的经济大搜括。（注7）
“奉纳金”计划是由日本驻马来亚军政部部长渡边(Watanabe)及其部员高瀨(Takase)以及山下奉文的参谋辻政信(Tsuji Masanobu)策划的。“奉纳金”的计划和执行，荒谬绝伦，非常狠毒，甚至一些日本高级文官如马六甲州长鹤见宪(Tsurumi Ken)、昭南市特别市长大达茂雄(Odachi Shigeo)都认为不对径，非属良策。（注8）
渡边当时以军政标部长的身份主理方新民政事务，处尊居显，权倾朝野,是“奉纳金”计划的实际最高策划人和执行人。渡边曾是土肥原贤二的下属。他曾在东北和华北做过情报和政治工作，（注9）是南京大屠杀的参加者，协助策动汉奸殷汝耕建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卖国勾当。他在中国有过不愉快经验,故对华人恨之入骨，主张把马来亚华侨视为被征服民族，坚持褫夺华侨的政治权利。他主持的“奉纳金”计划，深具掠夺性，竭泽而渔，是日据时代马来亚-桩顶坏的秕政。
高瀨是个典型日本浪人，（注10）跋扈专横，位卑言高，自称是“华侨史研究专家”、孔孟信徒，但对华人的成见极深。他用尽各种手段去榨取“奉纳金”。黄堆金是他的搭档。
辻政信老谋深算，长于运筹帷幄。他参加制定日军对马来亚作战计划，提出兵分三路，会师新山，围攻狮城的战略思想，是个法西斯主义的谋略家。他对“奉纳金”计划提出不少建议。（注11）他总结马来亚战争的初期经验，写了一本著作“Singapore 1941-1942:
The Japanese Version of the Malayan Campaign of World War II",1988年出版。他战后逃过法律的裁判，还当选为日本参议员。
所谓“奉纳金”，名为自动奉献，寔是强迫勒索。日军勒索“奉纳金”为的是惩罚华人支援重庆政府和助英抗日的行动，挹注马来亚日本占领军的庞大开销，弱化华人的经济实力，缓和通货膨胀。日本发动亚太战争，长期的战争消耗，经济陷入困境，人力、军力、财力、物力都感缺乏，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它一方面滥发“军用票”，增加税率，发行公债；另一方面便是掠夺资源，勒索华人钱财，垄断生产，控制市场，统制买卖。
“奉纳金”计划原定分两次向华人勒索合计一亿圆叻币。预定1942年4月杪缴交五千万圆，同年12月如法炮制再勒索五千万圆。但鉴于第一次勒索行动发生诸多问题，情势不妙，便取消第二次的勒索计划。军政监部另岀花招，采用别的形式如飞机捐、伤兵捐、发行“兴南彩券”、捐助国防基金等名目以代替“奉纳金”，频频向华商要钱。诛求不已，民不堪命。
当年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狼烟四起，遍地干戈。十个家庭中就有一户人家，因亲友罹难或病故或失踪而心神沮丧，沉缅于哀伤中。“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对头风”。“华侨协会”的职员催收“奉纳金”急如星火，切峻严厉，在恐吓威胁下，许多手上没有现钞的侨众，一筹莫展，忧心如焚。他们不得不把黄金、首饰、房产、土地、胶园低价变卖，捐财赎命，侨众求生保命的紧张惶惑的情状，惨不尽言。当时有人赋诗叙述侨众筹集“奉纳金”的凄苦无助情况，并记述山下奉文接受献金后，发表演讲，大肆辱骂华人，他严重警告华人，必须痛改前非，洗心革面；今后若不与皇军合作，输诚效忠，格杀无赦。兹摘录当时人写的两首诗，以诗证史。
堆金指示速堆金，若再迟疑大祸临；
买命金钱风火急，典妻鬻子泪沾襟。
十州侨领哭秦庭，奉纳巨金请减刑；
山下严词惊破胆，威风凛凛似雷霆。（注12）
诗中首句“堆金”即黄堆金，台湾人，任军政监部翻译兼联络人，他告诫侨众，若不速筹“奉纳金”贡献皇军，将大祸临头，又有捕杀行动，大家在惊悸之余，只得含泪以从。（注13）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于1995年8月首次向日本驻我国大使馆呈递备忘录，要求索还“奉纳金”债款。嗣后每年的大战结束纪念日，也都有邮寄备忘录予日本驻我国大使馆。去年12月该会派遣代表团赴东京向日本故首相小渊惠三先生呈文要求妥善解决还款问题。索还“奉纳金”问题，已成为华社一个课题，已经提到华社的议事日程上来。可惜出现资料匮乏情况，于是我们义不容辞，在这方面略尽绵力。
华社研究中心祚为一个民间的研究机构，为配合索回“奉纳金”的工作任务，积极搜集资料，（注14）编撰岀版《“奉纳金”资料选编》。此书向华社提供在日据时代，日本占领军当局勒索华人五千万圆“奉纳金”事件的来龙去脉，揭示其真相，提出解决办法。我们希望这份历史资料，能激发老一辈的人们产生共同回忆，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并使中青年人具体了解58年前我们的前辈、先辈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勿忘族难，勿忘在莒，勿忘痛史，记取教训，以警惕军国主义的复兴，不让战争悲剧重演，为振兴民族国家而努力。
日据时代的历史，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主题。对这个历史主题，应该认真加以探讨，加以研究，加以叙述，加以评价，加以总结。但是，我们起步较迟，积累不厚，基础薄弱，到目前还未具备撰写一部完整可信、科学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相结合的日据时代的历史著作的条件。这本小册子只涉及“奉纳金”课题,可说是一专题^55史，对史事作了一般的阐述，勾画出一个历史轮廓，以供读者参考。
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学术水平的不高，时间仓促，资料不足，舛误疏漏自所难免，尚祈高明批评指正。
（2000年5月23日于孟沙寓所）
▲从泰南沙头（Sadao）跨入马境的日军，于吉打州首府亚罗士打街头作战一瞥。
▲英军投降后，所有羁留狮岛的英籍人士皆被扣押。图为一批英军列队步行前赴如切路的集中营，以听候日军发落。
▲一股日军于1942年1月31日侵占新山后,在一辆火车头前兴高采烈地欢呼胜利情景。
▲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右一）率众向日军司令长官山下奉文中将投降。图中左一及二英人分别肩挑白旗和英国国旗；日人曾将此帧照片传遍世界各地，以羞辱英人。
注1：日本军国主义为称霸亚太地区，1940年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首次提出“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根据这个计划，日本企图在中国、朝鲜、南洋各地、澳洲、纽西兰以及苏联远东领土等地区内，组成一个独立圈。在日本帝国领导下，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把这些国家和区地结合起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实质上是日本构想对东亚、南洋、澳纽各国的法西斯殖民统治。
注2：“八紘一宇”是日本语，意为天下一家。这是日本传统思想，要把全世界连结在一起，置于天皇统治之下。“八紘”语出《淮南子》，意为四方四隅，引申为天下之意。
注3：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1页。
注4：法西斯（Fascist）—词，拉丁文原意是指中间插着一把斧头的束棒。古罗马执政官出巡时，手中就拿着这种棒。这种斧棒，象征权威和暴力。三十年代，日本陆军组织“樱会”，是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滥觞。他们建立强有力的军部专政，对内实行军阀统治，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以天皇制意识形态作为重要思想武器，具有浓厚的封建、复古、空想的思想特征。
注5：见明石阳至著，张清江译《日本对马来亚华侨济的政策》，载许云樵、蔡史君编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6-318页。
注6：新马侨友会编《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香港见证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9页。
注7：同上。
注8：同注5，第232页。
注9：李恩涵撰《1942年初日军对华人“检证”屠杀之役考实》，新加坡《南洋学报》第41卷1,2合期，第1-21页。又见《日本军版争暴行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87页。
注10：同注。，第188页。
注11：见陈育崧《〈新加坡沦陷三年半〉读后》，载《椰阴馆文存》1985年，第二卷，第326-328页。
注12：瘦鹤著《惊弓集》，星槟日报承印1950年，第7页。
注13：同上。
注14：本书主要资料，包括许云樵、蔡史君编修《新马华人抗日史料》、陈育崧《椰阴馆文存》（4卷）、Chin Kee Onn和李恩涵等人的著作，以及新发现的《雪兰莪华侨筹集“奉纳金”借款委员会议案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