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纳金资料选编
从“奉纳金”看日军对华侨的政策
李雅芬/李业霖
合写
从“奉纳金”事件来探讨日本军政府对待南洋华侨、尤其是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侨的政策，就有必要从华侨与日本的历史关系着手，方能掌握整个日军对华侨政策的要点。
南洋华侨从中日战争爆发开始，一直是日本的一个棘手问题。1937年，芦沟桥事变之后，大部份的华侨都自动的参与抗日拯救中国的运动。华侨组织华侨筹赈会支援中国国民政府，抵制日本货，成立各种后援救济队等等。这种同仇敌忤的行动，就成为日后日军攻占马来半岛、新加坡后对华侨进行大肃清的一条伏线，同时也埋下了日军对华侨政策的考虑因素。
日军对南洋华侨从一开始就怀有戒心。在日本侵略者心中，马来半岛、新加坡是东南亚“发生祸乱的基地”；新加坡更是“抗日华侨中枢”。（注1）日本占领军受命要严惩华侨。山下奉文在1942年2月15日侵占新加坡后命令警备司令河村三郎在2月21日至23日三天内对华侨进行检证大肃清，致使血流成河，横尸遍野，情况之惨烈在南洋是史无前例的。日军对华侨之积极抗日尤其痛恨,视华侨为政治毒瘤，对日军统治马来亚构成很大的威胁，非给予铲除不可。这就是日军对华侨极之残酷、强硬的主要原因。
对日本政府而言，华侨具有经济与政治的利用价值。华侨在经济上占了优越的地位，拥有巨大资金并且具备经商才干。这一点对日军重建东南亚的经济有很大的作用。同时，对于重建饱受战火摧残的马来亚，华侨所扮演的角色更是重要。因此在日军攻陷马来亚之后，乃千方百计诱使华侨与日本合作，以期实现日本战时的经济目标。日后华侨被迫缴交“奉纳金”的事件，也是日军为要支付军政开支的手段之一。华侨也具备政治上的关键性作用。中国抗日战争旷日持久，华侨尤其是马来半岛、新加坡华侨金钱上的支援是主要因素之一。日本军政部认为控制华侨至少部份地掌握着解决中国问题的优势——断绝中国抗日战争的金钱资源。
有鉴于华侨的重要性，日军在东南亚战争爆发前，便考虑制订有关争取南洋华侨的策略。1941年3月，日本占领马来亚之前，日本陆军参谋部就已草成了一份有关占领和治理东南亚的高度机密报告书。在这文件里头，强调华侨经济力量的重要性并承诺迅速采取步骤恢复华侨的经济活动。同年10月，另一份高度机密文件，不仅扩大3月份文件的内容，尚且重申要“利诱及邀请华侨与日本的经济与金融戒策配合”。（注2）
由此可见，在东南亚战争爆发前，日本军政部意欲要与华侨合作，甚至给予某一些的优待。可以断定的一点是，日军在战前拟定的华侨政策基本上是比较温和的。虽是如此，除了少数具有远见的将领如“F机关”的首脑藤原岩市之外，大部份日军将领和土兵都是怀着仇视华人之心。
再加上在日军攻略新加坡之时，遭遇到华侨坚决的反抗，更加深日军对华侨的痛恨，似有不殊之不快之感。因此日军就在大检证时期，虽名为惩戒“敌对”的华侨，实则滥杀无辜，借机报仇泄恨。当时华侨在日军大举入侵的时候纷纷成立工人抗日后备队，协助英军积极抵抗。（注3）战火逐渐蔓延新加坡之际,新加坡华侨更组织义勇军与日军作殊死战，日军军政部领导人因为这个原故，狭隘地完全放弃考虑采用较温和的对华侨政策，在渡边渡大佐这位素来与中国人有嫌隙的军政部副部长的领导下对华侨采取不同情、压制的政策。
日军对华侨的政策由较温和转向强硬，华侨的敌对态度固然是原因。除此之外，尚有其他的因素促使整个政策的改变。日军在1942年2月15日攻陷新加坡之后，其对华侨政策的面貌可在前一年3月份出炉的一份华侨政策研究报告书中看出端倪。其中一段如此写着“我们应该釆取一项适当而坚决的行动，对付有害于我们的华侨，以便展示我们的威力”。（注4）其中一个建议就是“以汲收他们的财产作为一种原则”。这可说是日后引申出勒索“奉纳金”的思想引导原则。
南进的日本士兵基本上对南洋华侨缺乏认识。虽然日本方面收集了许多有关南洋华侨的情报，但是基于日本人对华侨的偏见，往往造成他们对华侨的认识扭曲变形。例如日本的谍报人员都无法在东南亚战争爆发前争取华侨支持“大东亚共荣圈”，完全是出于日军对南洋华侨的抗日意识错误的认知。他们认为华侨只对赚钱有兴趣，只是被强迫去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监督整个东南亚间谍活动的日本驻曼谷大使馆首席军事参赞田村上校(Tamura Hiroshi)就无法取得西贡华侨领袖的支持。此外，日本“南方派遣军”司令部一个负责间谍活动的组织咛机关”(F Kikan)也无法成功的在当地华侨组织反英运动。（注5）日军争取华侨支持的一系列行动失败，致使日军对华侨的抗日行为更加深恶痛绝。这也是后来日军对华侨的政策转为强硬的背景因素之一。
参与作战的第二十五军的参谋官和士兵包括当时军政部副部长渡边(Watanabe)和其助手高瀨都曾在与中国作战时，遭遇过中国人负隅顽抗的经历，加上他们在中国时也一直受到中国游击队的袭扰，使到他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负面影响，这就更加加强他们对华侨敌视的态度。据称日本士兵在战争中的各种暴行除在战场上养成的外，是因为他们接受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和狭隘的民族心理造成的。这种的仇恨心理状态，在新加坡沦陷之后发展到最高峰，于是一场鬼哭神号的“检证大屠杀”惨剧就在新加坡上演了。这可说是日军对抗日华侨的一种报复行动。
更重要的是第二十五军军政部并没有具体应付华侨的政策。它只有一般性的原则，说“必须诱使华侨背弃蒋介石政权，转而同日本的政策实行合作，彼此连成一线”，（注6）如何去执行和解释这些政策，任凭军政部随意决定。而负责执行上述政策的乃是主张对华侨釆取压制政策的军政部副部长渡边。渡边是日军占领马来亚初期华侨政策的主要策划人。
渡边以他过去特务人员的身份曾与中国人有过正面交锋的机会（他曾在满洲和华北渡过十年左右的时光）。当他接触到马来亚华侨时，马上产生强烈的印象。这印象参杂着对华人潜在力量的赞赏和恐惧，正如他在日记中所透露，他认定马来亚华侨就像中国人一样的“狡猾”、不可信赖。因此他对华侨的反叛满怀戒心。他在军政部的任期内，一直坚持以“坚决的手段”对付华侨。职是之故，渡边多方策划向华侨征税，强迫华侨捐输，勒索“奉纳金”，削弱华侨的经济实力，向华侨进行“经济上的大屠杀”。（注7）
在拟就华侨的政案上，渡边和高瀨两人似乎发挥了相当显著的影响力，以致最终日本中央最高司令部在新加坡陷落前一天，终于敲定对华侨的政策，即是主张军方“切断华侨同中国国民政府的连系，遇必要时不惜加以镇压”。（注8）在新加坡陷落前夕，即1942年2月14日,日本帝国大本营暨政府连络会议采纳了“华侨对策纲领”，这份政策基本上也是1942年3月到1943年3月的所谓“渡边军政”期间对华侨的指导原则。
在这份政策文件里有几项针对南洋华侨的原则。第一项原则是军政部坚持以强硬态度对待华侨，反对采取“积极劝诱措施拉拢华侨”。这就表示说日本军政部已经完全放弃在东南亚战争之前拟定的较温和政策。第二项原则是承认华侨的经济能力，不干涉华侨的活动，从而减轻“日本建设南方的负担”。当然这跟后来日军处处箝制华侨的商业活动、透过勒索“奉纳金”来削弱华侨经济实力的作法是自相矛盾的。第三项原则是隔绝南洋华侨与蒋介石政权的连系，以解决中日战争，并迫使五百万南洋华侨成为“日本主要政策的基本推动力”。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军政部有计划在华侨社会中筹募军政开支款项。这导致演变成后来的五千万圆“奉纳金”事件。
从“奉纳金”事件来看，除了出于要填补军政开支的理由，是继大检证行动之后军政部落实对华侨强硬政策的后继行动。这也是“渡边军政”阴谋策划的行动。它的目的昭然若揭；第一是要惩罚华侨过去支持中国与英国与日军对抗。第二乃是要对华侨进行一场“经济上的大屠杀”，以迫使华侨完全臣服在日军的统治下。
向华侨勒索五千万助币“奉纳金”的过程中，高瀨与其台湾籍助手黄堆金在渡边的默许下，用尽恐吓威迫的手段来迫使华侨领袖挑起筹募“奉纳金”的沉重负担。向被征服国家的人民勒索“奉纳金”是罕有的事件，在日本铁蹄蹂踏下的东南亚国家中也是首创的例子，诚如林文庆博士在被日军责问“奉纳金”无法如期筹足时所哭诉的：“我们已经竭尽所能去筹钱，但是目前的经济情况非我们所能控制的。况且军政部要求我们缴纳这笔“奉纳金”，这在其他国家是不曾有过的。”（注9）“奉纳金”的事件完全是出自渡边的主意，加上当时日本帝国急欲在被占领国筹募军政开支，这个建议马上获得日本首相东条英机(Tojo Hideki)的赞同。这五千万叻币“赠款”虽说只占整个日本南侵军费的一小部份，但却不失为一项应急措施，而且成为新加坡陷落后最初三个月中军事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注10）
当时经过战争洗礼的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已经是满目疮痍，华侨大部份产业已经被日军破坏殆尽。一番检证大屠杀后，许多华侨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正常的经济运作根本无法进行。市面上游资出奇匮乏，据估计，战前在马来半岛、新加坡和北婆罗州三地发行的货币总量是2.2亿圆，英国在投降前烧毁了1亿圆，扣除各地银行的库存，市面上流通的资金所剩无几。（注11）日军硬迫华侨在短短三个月内缴纳数目如此庞大的“奉纳金”，无疑是加诸在华侨身上的大灾难，更可突显日军对华侨强硬、歧视的政策。
日军向华侨社会压榨五千万叻币“奉纳金”是把华侨变成了一头乳牛，随时供应军政部的需要。（注12）军政部对华侨的强硬措施并没有因为这笔五千万圆的“奉纳金”而改变。这可从华侨捐献“奉纳金”过后，发表在《昭南日报》(Syonan Shinbun)针对南洋侨民一则重要通告中看出来。在这篇通告中，有关华侨的部份，它申言“华侨在南洋一带占有重要地位，从今以后军政部要严加管制华侨，只是偶尔表示宽宏大量的态度。”（注13）这可说是渡边军政时期华侨政策的最好的概括。
渡边在这个时候已升任军政部总务部长(秘书长)。他在制订昭南、马来亚、苏门答腊区的军政时，依然保持他原先拟定的强硬政策。一直到主张对华侨采取较温和态度的声音开始冒出头来并压倒渡边军政强硬作风时，日军军政部才开始对华侨实行较温和的政策。这种较温和及较为宽容的政策如允许华侨汇款回乡救济中国家属，是在渡边被调往东京担任新职位，由藤村少将(Fujimura Masuzo)接任之后才得以实行的。
注1：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17页。
注2：明石阳至著，张清江译：《日本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载许云樵等主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6页。
注3：同注1，第414页。
注4：明石阳至著，张清江译：《日本对马来亚华侨的政策》，许云樵等主编《新马华人抗日史料》，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316-317页。
注5：同上，第317页。
注6：同上，第318页。
注7：同注1，第423页。
注8：同注2。
注9：陈育崧：The Extortion by Japanes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of $50,000,000 from
the Chinesein Malaya。载《椰阴馆文存》第三卷，南洋学会出版，1983年，第3-15页。
注10：同注2，第321页。
注11：李恩涵：《1942年初日本军占领星洲“检证”之役考实》，《南洋学报》第41卷，第1、2期合刊，第1-21页。
注12：Low Ngiong Ing: When Singapore was Syonan-To,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Singapore, 1995,第55页。
注13：同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