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海外华人》
第九章 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和定居者
王赓武着
页195--页212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11月台湾初版第一次印刷
移居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是关于外来移民的概念却还比较新颖。其原因是，在现代之前，人们旅行或经商于相去遥远的地方之间和他们的实际迁移是从未加以清楚区分的。因为通常认为外出寻找工作或从事贸易的人经过一段时期之后，仍然要返回家乡。即使有些人与当地土著通婚并建立家庭，留居在外国土地上，也被看作是完全正常的。并不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把无论为了甚么目的到达异地的人都当成移民。
弄清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在英国统治下的早年新加坡很有必要。新加坡在英国人到达之前早已存在，长期以来人们就已在新加坡进进出出。他们包括华人商旅以及种植者。由此而论，很难说其中的任何人就是移民。在1819年后的新加坡，最初几十年中情况显然如此，因为新加坡只不过是马来群岛的众多岛屿中的一个，属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远至爪哇和婆罗洲所组成的大马来世界的一部分。在那个时候，许多华人和其他民族围绕着马六甲海峡、爪哇海和南中国海的水域自由移动。
所不同的是，英国人把新加坡建成为自由港，它吸引了许多厌烦于在别处交付繁重而专横的税款的人。因此新加坡步槟榔屿(最早的自由港)的后尘，成了一块磁铁，华人仅仅是被吸引到那里的许多人中的一支。这些华人来自马来半岛，廖内－林加群岛、邦加－比利吞和苏门答腊海岸，迅速地响应了另一个自由港的建立。
有三种类型的华人很快进入新加坡。第一类是那些己习惯于英国和荷兰统治的人，他们熟悉欧洲的法律和贸易安排。这些人主要来自马六甲和槟榔屿，还包括其他一些在马来群岛各个地方与荷兰人打过交道的人。第二类是那些在马来和泰国各地生活过，懂得当地风俗习惯微妙之处的人。这第二类人(其中有许多人在这个地区已居住了数代之久)，深谙如何与当地统治者打交道的问题，他们对于英国和荷兰的行政官员及商人很有价值，后者需要他们的专门知识，协助他们进行贸易活动。虽然在此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当地的统治者之下，但很快就适应了英国人在新加坡的统治。
第三类可能是最使人感到兴起的，因为他们对这个地区来说还是比较新的一类，刚刚从中国直接来到英国的统治之下。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来自闽南各县，但是也有一些人来自说潮州话的区域，还有一些人别说广府话和客家话。过分强调他们在这个地区的“新”是错误的，因为他们的到来与在这个地区已经商数十年的乡亲有关。他们来自与东南亚贸易有着长期联系的中国南部乡村和城镇，所以这些新从中国来的人很有可能对此地区的情况并不完全感到陌生，而且通过他们家族和商业联系的帮助，知道该期待甚么并能迅速适应新加坡的新环境。
因此，在英国统治下的最初十年到达新加坡的大多数华人对于这个地区并不是陌生人。拉弗尔斯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和他的继任者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华人能够提供使新加坡腾飞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和技能。这些早期到达的华人，不论是来自马来地区内部，还是来自中国，大多是商人、商人的后代、或与商人有关的人。他们渴望学习，以便使自己成为成功的商人。虽然在新来者中也有不少工匠和农民，但他们来到此地区主要也是为了进行广义的贸易。无论他们是有手艺的工匠，生产和出售商品；或是种植者，为了贸易目的栽种经济作物，他们实际上是有抱负的具备潜质的商人。这种东南亚华人的基本类型，作为商人或有抱负的商人，已经存在了近一千年。当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在新加坡的任何人都未必能预期到这种类型将要发生的重要变化。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最重要的变化是，离开中国来到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华人数目日益增多。这是一个大规模的行动，而且显然不是新加坡周围区域特有的现象。然而它对新加坡的影响很可能比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它导致了大量华人前来新加坡做工，或利用新加坡作为转赴马来群岛其他地方重新安顿的基地，通过经营华人劳工的一项新贸易，为这个大转口中心创造了商业和就业的可能性。应该记住，不管怎么说新加坡并不是特殊的或孤立的。它是华人移民的一个主要目的地，并且由于它的卓越地理位置而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的数十年里，每年都有日益增多的华人来到新加坡或经过新加坡前往别处。
要就此种现象加以解释，对于写作本章的目的来说是过于复杂了。其中存在中国方面“推”的因素。随着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以及其他通商口岸的开辟，西方势力的侵入，以与过去相比完全不同的方式打开了中国南方的大门。那种“侵入”破坏了华南的经济，并使许多低下层华人生活困苦。这显然引起了动荡不安，最终导致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多次大规模叛乱，特别是太平天国的叛乱。虽然这些叛乱最后都被平定，但它对中国南部的冲击和造成华人从广东、福建两省向外移民的后果是值得注意的。至于，“拉”的因素，则主要来自西方势力随着欧洲工业革命在远东的扩张、东南亚市场的发展；以及锡矿和各种种植园对于劳工需求的日益增长。这个地区在经济和贸易形势方面发生的质变，导致对廉价劳力的需求迅速增加，本地的华人能够通过大量引进他们同乡的方式提供这种廉价劳力。新加坡的位置保证使它成为最大数额的新来华人的接纳者。这些新来华人一方面增多了劳力供应，并使得原已定居那里的华人可以变得更加富裕和更有成就；另一方面也为新加坡提供了新企业家人才的储备和下一代的商人。原来定居在那里的华人家族能在他们的英国对手身旁保持经济权力至少又有一代人之久，是对英国统治在这个殖民地的稳定程度，尤其是对他们在新加坡经济增长方面的控制能力的检验。直到十九世纪末期，这些来自中国的新血才得以在新加坡经济中占有逐渐增大的份额。
直到1900年前后，在新加坡的华人移民社会的性质是由那些熟悉这个地区，或与熟悉这个地区的人有关的人所决定的。所有这些人都很容易为英国人所用。尽管在他们的经营方式、与欧洲人的接近情况、欧洲人信任他们的程度、他们对于中国习俗和英国法律相比的熟悉状态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别，但事实仍然是，华人社会的存在几乎像符合他们自己的华人利益一样也符合英国的利益。只要大部分来到新加坡的华人以前与当地有联系，当地华人和英国人就明确知道该做甚么。只有当没有任何贸易联系的成千上万华人大量涌来时，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新来的华人作为无特殊技能的劳工，准备辛勤做工，希望多赚点钱寄回家乡去；或者攒足了钱回家，以支撑他们的家庭。这些与当地没有联系的新来者自然将求助于有意组织他们并帮助他们生活下去的各种社团。由于他们的人数陆续增多，不仅威胁到英国人的权威，而且威胁到当地华人领袖的权威。于是出现了一个英国官员和上层定居华人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控制大批新来华人的时期。使这种威胁受到抑制是对新加坡英国当局的管治技巧以及对他们从当地华人领袖那里得到合作程度的一种检验。通过这样的合作，华人领导家族和殖民地的企业才能够驾驭这些新的人力资源，使之为他们的共同利益所用。作为报酬，新来移民可以顺利地向已定居的华人学习，并从他们前辈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获益很多。截至十九世纪末，新旧华人已经融合无间，创立了一种新的海外华人社会。
9.1 对于变迁的适应
虽然这些变化发生在十九世纪，能够归之于华人移民的主要特点是他们的适应能力。现在着重阐述这种适应能力的性质。适应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概念。有些人认为它代表着变化无常和缺乏忠诚或原则，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一种富有弹性的方式、强烈的求生本能和应付恶劣环境的最佳防卫机制。确实，当我们把华人说成适应能力强时，他们真的具有这一切特征。1819年新加坡落人英国人统治之下，最初去到那里的华人是很能适应的，那就是说，他们是机会主义者，如果新的环境允许有更好的谋生机会，他们就随时准备更换主子。他们的适应性代表了一种对权威的现实主义观点，以此作为贸易的工具。
这些华人中的大部分可以与那些当槟榔屿建立后便迅速迁入该地的华人相比，那些人经受住了马六甲管治的改迁－－从荷兰人改为英国人，再改回到荷兰人，1824年后又再次重归英国人。他们之中也包括另一些华人，他们无论是在吉打、吉兰丹、丁加奴，或是在廖内、德利(棉兰)、西婆罗洲、文莱，都能在当地马来统治者的管辖下兴旺发达；尤其是那些对于柔佛、雪兰莪和霹雳的苏丹统治暸解得很清楚的人。他们之中还将包括一些曾经生活在荷兰统治下的爪哇或泰国国王统治下的曼谷、马来人统治下的南部泰国等地区的华人。他们谨遵商人的守则，去到有钱可赚的地方，当环境变化，别处能够提供更好的赚钱机会时，就又前往那裹。如果定居下来在经济上有利可图；或者能保证提高社会地位，这种社会地位的提高转过来又能保证更好的经济前景，他们则准备定居。他们只是忠诚于贸易机会，忠诚于那些和他们公平贸易的人，忠诚于保护他们事业的稳定政权。以此为目的，他们是华商，无需忠诚于任何一个政府或任何一个帝国。他们的忠诚只是属于和他们的家族集团及中国故乡相连结的工商企业。当然，当地也对他们的活动有所支持；与他们的庙宇有关的各个组织，各种公开或秘密的社团，也对他们提供了保护。此外。最重要的是地方当局，无论是马来、泰国、英国或荷兰的，他们都向它们求得正式承认。
从这种观点来说，作为一个定居地，华人对于新加坡从来没有任何永久的忠诚，他们的忠诚主要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繁荣的货物转口港和有利可图的贸易中心。只要英国人能为他们的贸易提供优越条件，华人就能忠诚于他们，而许多华人确实也是如此。因此只要新加坡是英国的，无论它是归印度管辖的海峡殖民地，或是成为直接向伦敦负责的单独殖民地，都没有甚么不同。至于英国人和荷兰人如何为了他们各自的意图划分马来世界，甚至英国和当地马来统治者如何治理各个动乱地区，这些对于华人也没有多大关系。确实，在整个十九世纪，海峡殖民地的华人能够在英国保护下自由迁入马来诸州，如果他们得不到英国保护，就在马来人的保护之下迁入，并在当地发生的争端中支持马来统治者。只是当华人逐步弄清英国人有优越的贸易安排，能给予较好的法律保护，在行政管理上更有效率后，他们才明确地把效忠于当地马来统治者及其贵族，转向效忠于英国官员。从而，随着英国的统治日渐巩固，华人便适应英国人的需要和英国的方式，并且日益不屑于当地原有的统冶方式。实际上到了十九世纪末，大多数华人已从以马来语为基础的贸易体系逐渐转换为英－华体系。
老一辈定居在海峡殖民地的华人，他们原先讲马来语，后来逐渐变得能讲流利的英语，这时由于帮助英国人进行贸易活动而加强了他们的优势地位。同样，由于英国明显成为在这个区域的欧洲列强中最强有力的国家，那些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华人日益赏识这个强国以及由英国人推行的，与荷兰人、西班牙人、法国人相比之下较为开明宽容的施政方式。显然，那些出生在这个地区被当地称为峇峇的人－－他们受过英国教育而且和英国人密切合作－－开始相信他们能在英国统治下生活是幸运的。英国的公民身分和保护变得越来越意义重大，他们更加重视与英国的联系，甚至达到把英国的利益置于中国利益之上的程度，当然这里的中国是指衰落的满清一代。
从华人社会本身的观点来看，这种适应性无疑是个优点。然而，从另外的观点，尤其是从那些曾经赏识华人的才干和魅力的当地马来统治者及贵族的观点来看，则认为这是机会主义。因为他们注意到这些华人背离了当地的文化和利益而赞同异国的行为作风和经商方法，于是华人的适应性变得非常可疑，而且越来越遭到鄙规。总之，由于贸易利益变得更多地依赖现代权力结构，华人从此被看成是缺乏政治忠诚的人。这不仅是就效忠于英国的和本地的统治官员而论，也是就效忠于中国而论。只要清朝国势衰微，不能保护他们，而且确曾在他们离开中国海岸后立即把他们拒之门外，那么任何对中国的忠诚其本身就是空洞的。当然，在大部分时期中都谈不到这些。因为中国对于东南亚的任何地区都无力施加影响。华人和中国的唯一真正联系是和他们故乡家族的联系，而且为此还必须和中国官员保持良好关系。此外，坚持说华语也是必要的，因为这样的文化联系能够使他们在有朝一日返回中国或送他们的子女回国学习时应付裕如。
关于忠诚的一次主要检验出现在第一个中国领事(后来是总领事)被派到新加坡之时。他受到了盛大欢迎，华人和这些领事的关系是真诚的，甚至是亲密的。领事在文化方面的活动和他们能够帮助华人在中国的家族，逐渐受到华人的赞赏。更重要的是1893年(光绪十九年)后清政府对于所有要求回归中国的海外华人改变了政策，使他们不必再耽心受到惩罚。与此相反，他们还被告知，一切过去的限制都已撤销，这进一步有助于增强海外华商和中国官员之间的正式联系，而且还鼓励了妇女大批移民往东南亚。当然，这一切的关键并不在于海外华人感到中国的满族统治者比以前有所不同。作为中国南方人，他们在精神上仍然是反满的。这从华南的秘密会社及其在东南亚的分支中已很清楚地反映出来。但是，从他们看到衰微的清朝改变政策以应付西方的挑战，以及修改后的政策给了他们地位和在中国经商的机会这些方面而言，他们认识到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变。他们的基本贸易本能被中国改变对一般商人的政策所唤醒了。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商人地位的提高已变得日益明显。依靠经商发家的海外华人现在被欢迎到中国的工业及其他企业投资。他们的子女被欢迎去那里求学，同时，任何在国外受过教育的人，也被欢迎参与促进中国发展的新政策。在这种气氛下，新加坡华人的忠诚受到了严重考验。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1911年清朝覆灭这段过渡时期中，许多华人尽力保持对英国的忠诚，而另外一些华人则既忠于英国又忠于中国，他们认为具有这种双重忠诚并不矛盾。
不过，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有两项发展导致了重大变化。第一项表明观点上的转变，因为在世纪交替及其后新来的华人移民更多意识到中国的变化，从而愿意积极卷入中国的事务。第二项重要发展也反映了在中国出现的变化。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和学者正在要求改革甚至革命，这些人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并不亚于在西方学校中受过教育的新加坡年轻华人。他们被正在远东广为传播的进步思想所吸引，表现了对中国存亡的日益关注，并希望通过引进新的思想和建立新的体制来促使中国复兴。无论他们是熟谙中文或是英文，都深信总有一天他们对中国的依恋将不再被限制于仅仅关心他们在故乡的家族，而应扩大为包括拯救中华民族。
因此，最大的考验是华人将如何近应民族主义的新势力。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意识在华人中已经存在了数百年之久，但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激励着华人年轻一代关心中国命运的西方民族主义，却以完全未曾料及的方式唤醒了他们。没有多久，那些忠于英国的华人就日益被大多数华人看作是不忠于他们的中国文化传统。从中国来的新移民中，对于西方价值观念之缺乏兴趣，逐渐变成对受英国官员统治和服从当地法律(这些法律他们并不充分理解)的一种抵制，甚至是敌视。
当然，这并不单纯是对华人的考验，它也是对英国人的考验。在十九世纪更迭之际，如何保持新加坡华人对英国的忠诚，己经成为比在这个世纪其他时期更为严重的问题。英国人不得不认真考虑新加坡的前途，因为那里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是华人，而且新加坡的繁荣已经变得越来越依靠这些华人。让他们定居下来，并改变他们对流动性、适应性和忠诚的观点，是议事日程上的一个主要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战场之一在于教育。由于更多的中国妇女南来和更多的华人留居新加坡，本地出生的华人人数稳步上升，于是他们的教育对于英国人及华人社会领袖都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对新来的华人而言，解决教育问题的办法在于建立更多的华人学校，通过这样的学校将能阻止中国文化被英国的教育所冲淡，并能恢复对中国的忠诚。然而英国人都把这看作一种威胁，力图说服华人在新加坡定居，放弃过于露骨的反英民族主义。英语教育被大力推广，用以对抗数目越来越多的华文学校。到了十九世纪末年，在总督史密斯爵士(Sir Cecil Clementi Smith)治理下教育变得越发受到重规。对高等教育的提倡－－先是通过医学院，然后是通过师范教育和为海峡殖民地培养年轻官员的教育－－开始引起了共鸣。同样，华人社会也力图扩展他们的学校和提高中文教育的质量。从十九世纪未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段时期，是那些主张华人社会忠于海峡殖民地的人和那些要求所有华人恢复以中国自豪的人之间的一个激烈兢争时期。它可以被描述为在华人中为改变适应观念而作的努力。最初的适应性是以人们能够发现的最佳贸易环境为基础，这使得华人乐于迁移，而不愿归属于任何特定的政权。新的适应性则强调在一个地方应该对变化的环境作出灵活的反应，它是以忠于那个地方为基础的。华人从一种适应性改变为另一种适应性的能力，是二十世纪最今人感到兴趣的发展。
9.2 作为定居者的华人
确实，在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的大多数并不在那里长久定居，而是回国或前往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正因为这样，华人常被认为是安土重迁，所以很少在国外定居。如果他们在国外定居，那也是由于特定的环境所迫才这样做的。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东南亚华人的全面情况，显然上述说法并不完全真实。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他们曾定居在爪哇、泰国、苏门答腊各处及邻近的岛屿、槟榔屿、丁加奴、西婆罗洲、菲律宾和其他地方。我们已经注意到，当发展和就业的机会出现时，定居在这个区域的许多人，也迁到了新加坡。那些从邻近区域来到新加坡的人(他们巳定居在邻近区域如果不是几世纪也有几十年)，若是他们的事业有了成就，都很愿意在新加坡定居下来。还有充分的证据说明，来自邻近区域的人中的大部分，在他们到达后的几年内就已决定在新加坡定居。因此，迄至十九世纪中期，我们可以说有数以百计的定居家庭，其中包括那些来自中国，与已定居的家庭通婚的人，或是与他们结成商业伙伴的人。对于那些熟悉东南亚的人来说，定居下来似乎并不显得过分勉强。所以新加坡的华人并非都是行踪不定的移民，其中也有不少定居者，虽然这不意味着他们永不迁出。
新加坡华人作为定居者的经历，可以按时期先后叙述于下。首先来定居的是华商。这些人是海外华人中的中坚分子。他们熟悉这个地区，并且经商获得成功，因而随着商业活动的需要，无论到哪里都可安家。这些人是从1819年到十九世纪末年这段时期中的定居者。他们一直是定居者中占有优势的一群人，进入二十世纪后可能也是如此。
跟着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到达的华工。他们的主要意义在于是空群抵步，虽然其中的大部分人只是为了短期停留，还有许多人因找不到工作而陷入贫困，被遣送回国。可是，稍有成就的人则带着积蓄返乡，帮助他们原在中国的家庭。尽管这样，在他们之中还是有一批人或与当地人结婚，或摆脱了劳工身分，成功地转向经商，从而留了下来。再者，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依靠创业才干而拥有财产，才迈出了走向定居的第一步。其中包括许多能够利用他们的技艺开设商店的工匠。在他们之中还有一些识字或半识字的人，利用他们的写作能力为华人商店做事或自己经商。于是商业上的成功和在当地结婚成家就成为定居的两大原因。这第二批华人直到十九世纪末期才开始在新加坡定居，到了二十世纪前半期他们就大批定居了。其中的原因包括英国政策的改变，鼓励人们留下；还包括当时中国的形势动荡不安，使他们打消了回国的念头，从而促使那些有成就的人们继续留在东南亚。
第三个时期是最难辩识，而且也令有些历史学家难以接受的。这就是“华侨”时期。“华侨”一词译成英语是“Overseas Chinese”(海外华人)，意思为暂时生活在国外的华人，这个词在十九世纪很晚时期才开始使用，到了二十世纪最初十年才广泛使用。但因此词是被中国政府及各个政党为了寻求海外华人支持他们在中国的政治活动而使用的，所以流传很快。结果，这个词取代了所有其他称呼在国外的中国人的词语，并被赋予一种以前所有词语从未有过的政治含义。“华侨”一调的要害之处在于它立即被应用到每个有中国血统的人身上，不管他们的祖先已在国外生活了许多代。从这点来说，这个词的使用恰恰是对定居的观念不利的。它认为任何具有中国血统的人除对中国忠诚之外不可能再有对任何其他方面的忠诚。它对一切已获得当地公民身分的人施加颇大压力，让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地位。比这尤有甚者的是，它使每个具有中国血统的人都感到必须尽快寻求恢复他们的完整中国人身分。“华侨”一词变得与一种正在扩大的情绪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情绪号召全体爱国华人支持中华民族和新的共和国。由于这个词在新加坡和东南亚其他地方被使用得如此有力，所以它实际上排除了整个十九世纪曾经发展出的忠于当地的情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随着与中国保持一致变得日益必要，对当地的忠诚则变得招人怀疑。确实，在各个时期，当中国遭到外国侵略或侮辱时，华侨的爱国精神高涨得如此强烈，以致使得所有殖民国家及本地的统治者对于中国及其海外华人的野心产生真正的恐惧，根深蒂固的恐惧。就这点而论，定居被赋予了一种更为不祥的含义。一旦中国的民族主义建成了富强的中国，华人定居就成了最终要受到中国势力支持的一种华人对东南亚的殖民。这些不仅仅是存在于非华人和西方殖民政府间的恐惧，也是被一些爱国华人本身所鼓励的情绪。
然而，从本世纪开始直到大约五十年代的这段华侨时期是个意义含混的时期。一方面，它似乎鼓励所有华人最终都返回中国，有的甚至是尽快返回中国，特别是那些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任务能够奉献一技之长的人。另一方面，它暗示那些已定居的人，倘若他们能为中国的工业化和投资贡献他们的财富与技能，那也算是做了该做的事情。截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反对殖民主义及西方价值观念的强大暗流，导致一些华人支持当地的民族主义运动，把殖民国家逐出东南亚。还有一些华人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对殖民主义的(不仅在那些来自中国的移民中，而且在那些曾在东南亚受过教育的华人中)，他们认为有必要联合一切亚洲的反殖民主义力量，共同对付欧洲列强。
所以华侨时期是个非常复杂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难以推断出“定居”究竟意味着甚么的明确概念。在历史上，华人曾大量在东南亚定居下来，然而从心理上说，那种定居的真正性质一直为忠诚于当地政府和爱国主义的矛盾感情所限制。关于华人是否会定居，在每个人的心目中产生了疑问。部分地是由于这种混乱状态，就连有大批华人安家立业的新加坡，也不能确信华人中的大多数是否已真正地永远定居下来了。
我们应该记住，是外界事件，尤其是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的事件改变了这个地区的面貌。而国民党的垮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又进一步为东南亚华人加深了其复杂性。当他们自己成为共产主义和反共势力之间的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一部分时，国外华人的选择余地大大减少了。1949年后，成千上万的人确实作出了选择，返回中国。但到了1960年，这股归国热潮就变成了涓涓细流。现在对于他们而说，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南亚新兴的民族国家中，土生土长的民族主义的力量。这里只有新加坡是个十足的例外。1965年它企图加入马来西亚未能如愿，就成为独立的新加坡共和国，于是在那里的华人面前展现出一幅全新的未来景象。在东南亚华人的历史上，第一次具备了充足的理由让一批华人定居下来。
新加坡的显著成就确实己使移民变成定居者，并且保证它的公民中的那些具有中国血统的人都有个生死与共的家园。这些华人定居者和早年来到新加坡的大多数祖先不一样，他们决心洗脱华人作为机会主义过客的形象。他们是否能够成功，现在要作出断定仍然为时尚早。因为还难以使得多疑的邻人相信，他们已彻底摆脱了历史的影响，今后这个地区无论遇到怎样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问题，他们都将竭志留在新加坡。此外，他们还必须证明是作为“新加坡人”而留居的。对他们而有，作为新加坡的大多数人口，祖辈流传的文化准则将仅仅是对于社交和商业有用的东西。而且，对他们而言，在新加坡和中国之间保持无论怎样的联系，都必须和新加坡与任何其他国家之间所保持的联系，处于同样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