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中国与海外华人 《中国与海外华人》 第十章 华商文化 王赓武著   过去二十年间，东亚的企业家成了西方世界的一个惊人发现，不论他们是日本人、华人、还是朝鲜人。正当国际贸易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发挥前所未有的作用，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于这样一群东亚人的身上；许多人都试图解释这些人何以会如此成功。这些企业家能如此迅速地适应现代贸易，并掌握在几大洲建立商业帝国所需的方法和技能，已经引起世人的敬佩。但常为人们遗忘的则是，现代华商企业家和南亚、中东，及地中海的企业家一样，是从传统商人演变而来的，而且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作为商人，他们活跃于东亚和东南亚的时间，比日本商人和朝鲜商人长久得多。 这就引起了许多问题。例如，传统的华商与他们同时代的印度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或习惯上称之为法兰克人)有无区别？还有，他们彼此间今天是否还存在那样的区别？他们的成就是更大了还是较小了？他们与日本人和朝鲜人相比如何？甚至还可以问，所有这些东亚商人与北美和西欧今天的商人比起来又如何？这些问题是令人感到兴趣的。但作者认为，当我们还在设法理解这些华商和企业家如何从他们传统的有限作用演变成现在具有广泛意义作用时，就着手进行比较，未免为时过早。这些变化不能脱离华人与其他地方商人间的相互作用，但这些作用并不是我们关注的主要方面。作者想要探讨的问题是，尽管华商起步颇早，至少是早自十二世纪就已开始，他们为何末能像其他人在别处所做的那样，充分投入将他们的国家从一个传统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去。 现在已为人们熟知的是，企业家在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企业家活动的性质和水平也已影响每个国家的进步。如果华商具有企业家的素质，他们为甚么未能作为促进中国进步的工具而取得更大的成就？近来，人们的注意力已被吸引到东亚的儒家价值，视其为这个地区大、小“龙”发展中的有力因素(参阅第十四章)。这些价值源于华人，过去和现在又为华商传往世界各地。然而迄今仍然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华商成就不凡，却未足以在世界商业场上赶到真正举足轻重的力量，尤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国未能赶到此种作用。作者本着求知的欲望，转而研究他们的文化价值，探究他们的文化有哪些方面使他们有别于他人，帮助他们取得成功，但也使他们受到牵制。 本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试图阐明华商文化在中国国内那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和它可能在过去几个...

  中国与海外华人 《中国与海外华人》 第九章 新加坡的华人移民和定居者 王赓武着 页195--页212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11月台湾初版第一次印刷   移居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经存在了数千年，但是关于外来移民的概念却还比较新颖。其原因是，在现代之前，人们旅行或经商于相去遥远的地方之间和他们的实际迁移是从未加以清楚区分的。因为通常认为外出寻找工作或从事贸易的人经过一段时期之后，仍然要返回家乡。即使有些人与当地土著通婚并建立家庭，留居在外国土地上，也被看作是完全正常的。并不像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把无论为了甚么目的到达异地的人都当成移民。 弄清这一点对于我们了解在英国统治下的早年新加坡很有必要。新加坡在英国人到达之前早已存在，长期以来人们就已在新加坡进进出出。他们包括华人商旅以及种植者。由此而论，很难说其中的任何人就是移民。在1819年后的新加坡，最初几十年中情况显然如此，因为新加坡只不过是马来群岛的众多岛屿中的一个，属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远至爪哇和婆罗洲所组成的大马来世界的一部分。在那个时候，许多华人和其他民族围绕着马六甲海峡、爪哇海和南中国海的水域自由移动。 所不同的是，英国人把新加坡建成为自由港，它吸引了许多厌烦于在别处交付繁重而专横的税款的人。因此新加坡步槟榔屿(最早的自由港)的后尘，成了一块磁铁，华人仅仅是被吸引到那里的许多人中的一支。这些华人来自马来半岛，廖内－林加群岛、邦加－比利吞和苏门答腊海岸，迅速地响应了另一个自由港的建立。 有三种类型的华人很快进入新加坡。第一类是那些己习惯于英国和荷兰统治的人，他们熟悉欧洲的法律和贸易安排。这些人主要来自马六甲和槟榔屿，还包括其他一些在马来群岛各个地方与荷兰人打过交道的人。第二类是那些在马来和泰国各地生活过，懂得当地风俗习惯微妙之处的人。这第二类人(其中有许多人在这个地区已居住了数代之久)，深谙如何与当地统治者打交道的问题，他们对于英国和荷兰的行政官员及商人很有价值，后者需要他们的专门知识，协助他们进行贸易活动。虽然在此之前他们一直生活在当地的统治者之下，但很快就适应了英国人在新加坡的统治。 第三类可能是最使人感到兴起的，因为他们对这个地区来说还是比较新的一类，刚刚从中国直接来到英国的统治之下。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来自闽南各县，但是也有一些人来自说潮州话的区域，还有一些人别说广府...

中国与海外华人   《中国与海外华人》 第八章 鲁迅、林文庆和儒家思想 王赓武著 页173--页194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11月台湾初版第一次印刷 这篇短文出自一项末完成的关于鲁迅在华南的研究。我之所以对这个题目发生兴趣，有好几个原因。林文庆(1869-1957)是一位早期对儒家思想产生兴趣的新加坡人。1921年即他五十二岁时，作为现代的医生改革家－－企业家的林文庆，应朋友和仰慕者陈嘉庚(1874-1961)之邀，放弃了他在新加坡的事业，出任厦门大学(即厦大)校长。(1)他当校长的事，除了校友和新加坡的一些朋友及仰慕者之外，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在中国，只因鲁迅(1881-1936)于1926-1927年有短短几个月在该校执教，许多作家才记起了林文庆这个人物。不过他们提到林文庆，毫无溢美之词，大多是对他认真提倡儒家思想的努力寥及数语，不以为然。中国的当代政治已经把鲁迅和陈嘉庚两人誉为中国人民的楷模，而林文庆则由于他的“儒家信徒”形象，召致了人们严厉的指责。看来现在他只能企望从他的新加坡同胞那里得到比较宽厚的对待了。(2) 8.1 鲁迅与厦门大学 这篇短文的背景故事是从1926年9月4日星期六鲁迅到达厦门后不几天发生的事情开始的。(3)他到后第二个星期的星期三，有个学生来看鲁迅，同他谈起这所大学和它的前途。据那位学生回忆，曾经对他说过校长(林文庆)提倡“复古”、“尊孔”，强迫全体学生用文言，不用白话。(4)那位学生是不是在鲁迅到达后真的这样快就向鲁迅谈论起了校长，我们不得而知，因为鲁迅没有留下这次谈话的记载。如果那学生对他说了，我推想他会感到惊诧的，因为邀他来校的朋友林语堂，还有欢迎过他到来或在他接见那个学生前邀他出去吃午饭的其他同事都不大可能同他谈论起林文庆的喜好。他们深知他激烈的观点，不致有意去打扰他。他们没法不让他知道的是学校办事效率低，校长甚至对有些在两三个星期前就来了的人还不忙于签发聘书。但是此时期，就在他下榻后第三个晚上第一次写下他抱怨的话时，他并没有责怪校长，而是责怪那位在爱丁堡受过教育的校长代理秘书兼教育学教授孙贵定。(5) 不管他是怎样想的，他并没有让一个学生的看法来打扰他。他自有别的心事：校园与世隔绝，和当地闽南人语言不通，吃饭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问题，缺乏志同道合和催人奋进的朋友。久居北京十四年后不适应这里持续的暖热...

中国与海外华人 《中国与海外华人》 第七章 政治意义上的华人 ——他们对缔造东南亚现代史的贡献 王赓武著 页153--页172 1994年11月台湾初版第一次印刷   绝大部分有关东南亚海外华人的文献，说的都是他们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一小部分提及他们的习俗、节日、社会结构和家族体系。关于他们对待政治的态度却记载得很少，而且通常是消极的：要么认为华人不问政治，要么就认为他们是拥护中国民族主义或中国共产主义的潜在敌人，成为一种严重的政治威胁。文献中其说各异，自有其道理。华人的经济力量大而可见；华人的文化奇特而富有理性；而华人的政治不是无足轻重就是秘密进行，因此很难进行评价。在这一章里，作着无意试图否定早已公认的对海外华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看法中的正确之处。着眼点不同，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华人一直不得不生活在东南亚持续不断变迁的环境当中，因此作者想表明的是，各华人集团并非具有坚不可摧性格的、静态的群体；他们并不是可以不管周围发生了甚么而必须保持不变，作出同样的贡献；他们是流动的、能动的，足以充当变革的动因。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方能对华人处于东南亚现代化这样复杂进程中的贡献作出有用的评价。 本文为一初步尝试，旨在表明何以海外华人今日正处于不断变动当中，为甚么说这种状况不是新生的，为甚么这一状况不合他们的心意以及为甚么说它可能纯粹是为他们的子女获得较安定的生活条件而作出不懈努力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作者愿从政治方面去讨论这些问题，因为政治有时更易于变化，对激烈的变化更为敏感。它可能不像社会和文化变革那样深刻，也不像经济革新那样带有根本性质，但是人们对政治变革较易作出反应，这些反应也较容易追溯。它还易于进行分期，史学家又易于说明各个时期的特性。此外，华人在许多方面都相像，但他们对待政治变革的态度却不一样。在这方面他们易于分化，又易于组合。通过首先进行这一比较容易的工作，作者希望表明，对社会和经济变革值得提出相类似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所引出的答案，则将为评价华人在东南亚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提供良好的基础。 作为开始，不妨先来区分一下东南亚政治史上的二大要素。最明显的要素乃是欧洲帝国主义－－其揭幕时期、兴盛时期和新近的撤退时期。第二是本土政治－－其多层次的传统可进一步划分为早期的酝酿和巩固期，殖民统治时代和最近民族独立的全盛时期。第三是未经同化的华人少数民族－－他...

中国与海外华人 《中国与海外华人》 第六章 中国历史上的“公营”与“私营”对外贸易 王赓武著 页137--页152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11月台湾初版第一次印刷   如果我们相信西汉时期(公元前206年－公元9年)的史籍记载，则中国对南亚和东南亚的海外贸易是始自皇帝的授权。它似乎成了皇帝内廷的一项特殊利益，而且不久就表现为统治者相互之间关系的一项功能。历史学家称其为朝贡制度。当官方的历史学家开始记述所有的对外关系，并对这种关系的朝贡方面加以多方强调，而没有清楚捉到它们与贸功的联系时，这种描绘就被进一步地渲染了。 主要由于缺乏明确的记载，很容易使人们设想既然贸易是朝贡的功能之一，那么朝贡就大部分都是乔装的贸易。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朝贡之前没有贸易，也不是说除乔装为朝贡之外就很少其他形式的贸易。恰恰相反，在朝贡体制以外的贸易要远远多于这个体制内部的贸易。(1)十六卅纪后在中国沿海的欧洲人肯定有此体验，而且也有不少的迹象表明这类贸易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进展过程，尽管在这后两个世纪中，朝贡制度可以说仍在发挥作用。倒是在推测十六世纪前的贸易性质和范围方面，我们遇到的困难要多得多。 在开始这样做之前，我们必须清除中国不需要海上贸易的神话。这种神话曾受到中国官员的鼓励，并在官方著述中屡见不鲜。它大大阻碍了历史学家理解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各种根本需求。我们还必须防止一种常见的观点，即中国从来没有发生变化。按照这个观点，不仅汉朝信奉儒家思想的官员贬低商贸，而且在整个帝制时期的所有具有儒家思想的官员也莫不如此。因而，朝廷官僚时时坚持中国不需要海上贸易的言行，便常被引用以说明中国对于这样的贸易确实没有需求。 为了有助于研究这种需求并对贸易的性质有些概念，首先辨明海上贸易的两个层次对于我们是有所帮助的。在一个层次上，海上贸易是由皇帝的宫廷或政府直接进行的，在另一个层次上则是在地方当局支持下而开展的，朝廷对此有时知道，有时并不知道。第一种可以说成是“公营”贸易，第二种则是“私营”贸易。 兹仅举几例来证实这种区别。例如，最早在(汉书)中有段叙述曾清楚地提到了这种“公营”的贸易，那便是由宫廷宦官管理的“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2)(《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下)。同样，从三国时期的吴国(公元220－280年)至南...

  中国与海外华人 《中国与海外华人》 第五章 宋、元、明与东南亚关系的对比 王赓武著 页119--页136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11月台湾初版第一次印刷   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二千年前左右。在这段长时期中，中国与该地区关系的性质很少变化，即使有些变化出现，也因为它们是逐渐发生的，难以引起人们重规。但是，有几个时期的变化是比较显着的，这就是南宋的最后几十年，终元一代和明代的最初几十年。下面试行说明这些变化，并对其重要性加以评迷。 从十三世纪后半期至十五世纪前半期这二百年间的主要有关事件已为人们所熟知。回顾一下这些事件的梗概将有助于阐释中国和东南亚的关系在上述两个世纪中的重大变化。首先应该提出的问题是，南宋、元代及明代初期的统治者究竟是如何看待东南亚的？因为弄清看法问题十分重要。对比之下，南宋的首都杭州，元代的首都北京以及明代初期的首都南京对东南亚的看法很可能是不一样的。这可以称之为“帝国的观点”，因为人们可以设想这种观点是出自京师的，并且人们也可以设想当京师的位置迁移后，这种观点会改变。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看法，例如来自各个不同的主要贸易城市及口岸的看法，对东南亚的各种各样联系是在哪些地方进行的。也许其中的最佳例子是南宋和元代的泉州对东南亚的看法。 5.1 宋代与东南亚的关系 我们可以先从十三世纪初期(南宋)《诸蕃志》一书编者的观点开始。人们认为这部书的原文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内容没有过大的出人(原书佚，今本由永乐大典辑出，译者注)，确实代表了赵汝适及其后二百年间所有使用这部重要著作的人士对于各个蕃邦及城市的看法。立即可以弄清的是，曾在泉州为官的编者是以海事和商业的观点着手撰述的。因此，他一开篇就简要叙述交趾(今天的越南北部)，并不是出于习惯的理由，即越南在历史上是与中国有着最紧密联系的南方王国，而是因为像他所说的： 交趾古交州，东南薄海……，岁有进贡，其国不通商，以此首题，言自近者始也。 引自赵汝适《诸蕃志‧交趾国》 接着，他笔锋一转，言及占婆，对它作了颇为详细的叙述。在占婆之后，这部书沿印支海岸而下，述及柬埔寨和马来半岛，并且还多少谈到了苏门答腊和爪哇一些主要区域的详情。可是，其间他也插入了一段对蒲甘(缅甸)的简单介绍，其所以把蒲甘包括在内，很可能是因为编者认为公元1004年(宋真宗赵恒景德元年)，蒲甘曾和室利佛逝(...

  中国与海外华人 《中国与海外华人》 第四章 没有建立帝国的商贾──闽南侨居集团 王赓武著 页91-页118 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11月台湾初版第一次印刷   中国的商人很早以来，就不安于儒家的传统观点。儒家认为，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士农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以农为本的帝国是用武力建立的，由中央集权的官僚进行统治。这种帝国很快就实施对商业财富资源的严格控制，从而使得商人处于被压抑的地位。主要的观点是，绝不能让这种商人家族利用其商业财富直接通过官方任命或间接通过上层社会关系而掌握政治权力。这种以土大夫为核心的统治延续了几个世纪，这期间连武人家族也被排斥于政治权力之外，除非发生了动乱方为例外。士大夫，一般是出身于文人学士，他们或占有土地，或则没有，但都成为王权和正统的具体化身。在这种国家结构中，商人绝不能与上述那些人抗衡。商人所能希望的只是通过分享商业利益来争取某些士大夫的合作，以及培育他们商人家族中的某些成员，使其达到文人学士的地位，以便能对他们所经管的企业给予一定的保障。 但是，在这种社会框架的后面也存在着两种互相对抗的倾向。从汉代到唐代这约一千年期间(约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九世纪)，士大夫统治权遇到的压力来自一心想建立封建结构的武人家族。在这种斗争中商人并无地位，虽然他们处理财富的能力，使他们在以金钱为基础的经济中时时为掌权家族所用，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手工艺人一样仍然是很低下的。公元十世纪以后，在中国已不可能产生武人贵族了，读书应举入仕，从而取得权势是至上的道路，并且牢牢确立起来。但这种情况又产生另一种不同的倾向，形成了能人统治，在这种统治下，财富可以而且确实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他们鼓励创业精神，和新出现的商人阶层。在宋代(980-1276)，特别是十二、十三世纪的南宋时代，就给商人提供了机会，让他们去创造财富以增加帝国的财政收入，同时也就使商人得以努力提高其社会地位。(1)但是，这种财富仍不能脱离士大夫阶层而存在，而必须依靠这种财富对朝廷的价值以及它和官僚层的联系，最好是通过商人家族中那些已经改为读书应试取功名的人来联系。 就是在这种商人发挥新作用的背景下，航海贸易在公元十世纪后，在中国东南沿海各省变得重要起来。本章旨在通过其在海外的活动，研究中国商人集团的性质。在暸解了他们倍受歧视的背景后，我们能从那些更为勇敢、更富创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