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椰风蕉雨话南洋》
陶恒生
目录
椰风蕉雨话南洋之十
印尼华商富可敌国
陶恒生
法国与南韩之行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日，林宏修、营志高、潘晋苍、吴玉平，和我共五人出发前往巴黎与波利修士举行设计会议，会后考察法国拉法纪（Larfarge）、柯福（Couvrot）、布萨（Bussac），瑞典斯立特（Slite）、瑞士热肯根（Rekingen）等水泥厂，及几家法国机电制造厂如莫林吉林（Merlin Gerin）、亚斯通（Alsthom）等，莫林吉林将供应全套电气系统设备，亚斯通将供应大型重油发电机和高功率环绕马达。
拉法纪和柯福水泥厂各有两套悬浮式旋窑，前者每窑日产三千二百吨，后者每窑日产四千吨。布萨水泥厂有一套日产四千吨的悬浮式旋窑，采用卫星式冷却机；此厂之特色为每小时九百吨的石灰石初碎、细碎、过筛等设备，全部装在履带行走的台架上，可在矿山依开采位置移动，以减少粗石运输车辆的路程。法国水泥厂除了设备精良，具有高度环保水平（空气、噪音、排水）外，极为讲究工业美观，尤其注重建筑造型美。预热塔、圆库等滑模建筑物都保持「清水模」外表，绝无填补粉刷的痕迹，可见施工时模板之光滑，水泥灌入之均匀与确实；至于中央控制室内部装潢之美仑美奂，灯光、空调及舒适度，更是不在话下。法国人颇自豪于自己的工业水平，尤其强调不输德国，除了历史心结之外，的确有其条件。
三月十日，我们乘一架八人座小喷射机飞瑞典，我们在巴黎郊外一个飞行俱乐部机场上机，飞行二小时许在德国汉诺福机场降落加油，再续飞二小时横渡波罗底海峡飞往目的地──瑞典南端葛特兰岛（Gotland Island）上的斯立特（Slite）。小飞机上有驾驶员两名、服务小姐一名，备有点心、冷餐和饮料供我们享用。不巧，在海洋上空遇到狂风暴雨，飞机猛烈颠簸摇摆，极为恐怖，在斯立特落地时人人都已头昏眼花。下机后由一名身材较男性还高大、说话细声细气的金发女性警察检验护照通关入境。
斯立特水泥厂属于瑞典士敏塔水泥公司（Cementa
AB），共有旋窑二套，新窑建于一九七八年，额定产量每日四千七百吨，实产五千吨，采用波利修士预煅旋窑系统，窑径五点二公尺、长八十公尺（与我们订购的新窑相仿），配有当时世界最大的炉格式冷却机，这是我们特往考察的原因。但厂长对于这种冷却机很不满意，他说，炉格式冷却机有上万个运动部件，机械故障机会太多，试车三个月期间，曾因冷却机故障导致旋窑系统停车一千次以上，平均每天故障十次之多。他又说，下次再建新窑，他将采用卫星式冷却机，相信故障次数一定会大为减少。该厂主烟囱的排尘量为每标准立方公尺八毫克，允为世界最低之资料。
回程时已近黄昏，虽然风雨已停，但一半航程在黑夜中飞行，窗外漆黑，海天不分，机身虽然不再颠簸，却是宁静得令人窒息不安。飞机于深夜降落巴黎小机场时，我们一行人尚余悸不已。
瑞士热肯根水泥厂四邻都是住宅，据说居民是在工厂开工之后陆续搬来的，这和马来西亚大石水泥厂的情形差不多。然而，不管谁先来谁后到，水泥制造业者都有责任把环保做到令附近居民满意。我们的汽车快到工厂时，觉得眼前的奶黄色厂房既无烟也无声，倒像个食品工厂。他们采取极高的空气污染标准（每标准立方公尺二十五毫克），排出气体几乎完全不含灰尘，所有厂房都封闭无窗，内部墙壁铺上隔音材料，利用机器通风，所有露天输送设备都封闭加盖，因此在厂房外面几乎完全听不见声音。此厂建于一九七五年，两套旋窑配卫星式冷却机，年产水泥一百万吨，是荷德般水泥集团的模范工厂。
一般人认为水泥工业是天生的污染工业，水泥厂必然是满天飞灰，满地尘土。实际上随着环保意识的高涨与空气洁净技术的日新月异，只要业者愿花钱、规划者有见识、管理者肯用心，工厂空气污染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其实，比起其他高排放工业，水泥厂的污染是比较单纯的。水泥厂排出的水是循环冷却水，除含有少许铁锈油脂之外，并无有毒物质，可以用沉淀池或过滤法处理。水泥厂排出的气体，主要为燃烧废气及随之带出的生料细粉，前者大部分是二氧化碳，后者可经由静电集尘机于排出外界之前截下，其收尘效率几可接近百分之百，如上述斯立特水泥厂即是。旋窑废气中氧化氮（NOx）的产生，各国环保单位均有严格限定；氮与氧在摄氏一千一百度的高温下，容易结合产生有害气体氧化氮，但新式窑外预煅炉的燃烧温度最高九百度，故不致发生问题。至于噪音，可采用封闭式的厂房，内墙衬以吸音板，如热肯根厂即是，排风车的噪音则可于出口安装减音器以降低声响。
我所见过的最干净的水泥厂，除了斯立特、热肯根之外，尚有日本水泥公司的琦玉厂、澳洲阿德雷水泥公司（Adelaide Brighton Cement）伯肯赫厂（Birkenhead）、台湾亚洲水泥公司的花莲厂。它们真正做到天上清晰剔透、地上一尘不染的境界。我参观完琦玉厂后，厂长送我两盒茶叶，是工厂四周茶园种的名茶；我参观完伯肯赫厂后，厂长送我两瓶葡萄酒，是工厂外围葡萄园盛产的名酒。礼物虽轻，却透露出工厂管理者的自信心与荣誉感，值得业者体验效法。亚洲水泥花莲新城厂虽与国家公园近在呎尺，却无害于园区的优美风景与洁净空气，足见工厂长期致力于保护环境的成功。我曾在〈水泥厂设计简论〉中写道：「空气污染系公共卫生的第一号敌人，今日不仅设立水泥工厂必须慎密设计以求防止之，任何工厂无论设立于城市或乡村，均须将此项问题，列入与社会建立良好关系及维护国民健康的第一考虑。」我说这几句话已有十年，刊登于一九七一年的《台泥技术》年刊上。
五月，我又率领机电主管三人（潘晋苍、郭铀扬、李文清）马不停蹄地前往韩国，访问双龙、三星及韩一三家水泥公司。双龙水泥东海厂有七套生产线，全部法国波利修士设备。第一、二号悬浮式窑日产各三千吨，第三号悬浮式窑日产四千四百吨，第四至七号预煅式窑日产各四千二百吨，均采用卫星式冷却机；总年产量八百六十万吨。港口贮存及装船设备包括八座二万吨熟料库、八座一万吨水泥库、四套每小时一百五十吨配五千六百千瓦环绕马达的水泥磨、两座每小时一千吨熟料装船机、两座每小时九百吨水泥装船机，及可停靠四艘五万吨级散装船的码头。每年输出熟料及水泥四百五十万吨。
三星水泥厂有三套生产线，全部法国波利修士设备。第一、二号悬浮式窑，日产各二千吨，第三号预煅式窑日产各四千二百吨配卫星式冷却机。总年产量二百五十万吨。韩一水泥厂有四套生产线，亦为法国波利修士设备。第一、二号悬浮式窑，日产各一千五百吨，第三号预煅式窑日产一千八百吨（原八百吨雷波窑改装），第四号预煅式窑日产三四千二百吨，均配卫星式冷却机。
我们对韩国水泥业的一般印像如下：一、几乎每支旋窑都在超产（百分之十至二十）状态下运转，因此维护团队承受压力甚大；二、设备先进，但厂房建筑与安全步道均不甚美观完整、空气污染防治标准不高；三、喜用卫星式冷却机，取其构造简单、维护容易、无空气污染等优点；四、员工工作勤奋，效忠心强；五、扩建工程均自行规划执行，安装工作亦多由本厂员工自行处理。
八月，开始推动第九号窑的规划。这套生产线另起炉灶，在离雅加达以北二百哩的井里汶（Cirebon）另建新厂，年产一百二十万吨。因为前此跟川崎两次谈判失败，这次特别优先跟他们议价，川崎也小心翼翼，不敢胡乱开价，终于拿到这笔工程。
这年十月，公司升我为技术总监（Technical
Director），全权负责生产管理与扩建工程。我因工作压力大，食无定时，患上胆结石的毛病，腹部不时疼痛难当，导致第二年不得不回台北开刀割治。
几项建议与兴革
前面说过，工厂外籍人员因为无事可做而自谑为「散仙」。我到厂后乃就外籍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作了一番调查，向公司提出改革计划，逐步执行。
调整人事组织──因为整个工厂历来以台泥为主，印泥公司本厂的人事组织甚为简单。然而随着本厂员工责任及工作量之逐渐加重，原来的组织型态已不敷应用。我乃把工厂人事分为生产及扩建两个系统。生产系统以厂长为最高主管，由一至二位副厂长辅助，下设采矿、制造、运转、机械、电机、管理六课，及化验室。课以下分设股，股长以印尼本国人担任为原则。扩建系统以处长为最高主管，由一至二位副处长辅助，下设探矿、机械、电机、设计、运储、管理六课，及化验室。课以下分设股，股长亦以本国人担任为原则。两个系统由总厂长统一指挥。
改善度假制度──原来的制度规定每人每年返台渡假一次，每次三星期。丈夫一年回家一次，时间相隔太久，容易出问题，已有婚姻发生变化的例子，远在海外的男人难以安心工作。我把这个制度改为：每人每年返台两次，每次二星期，不打算回去者，其配偶可以利用他的机票来印尼团聚。这个新规定实施不久，傍晚便可看到男同事兴致勃勃地带了太太、小孩在厂区散步，一时之间，工地宿舍显现一片祥和融洽的气氛。我不敢说这样做会不会增加工作效率，但是我看到员工们满面笑容，心中极为安慰。
提供上下学交通车──一部分职位较高的外籍职员，已有眷属在宿舍同住，他们的子女就学是个大问题。印尼由于排华政策，中文学校已经完全绝迹。雅加达有一所采用美国学制的国际学校，学费非常昂贵之外，非常不容易进去。退而求其次，有一所巴基斯坦学校以英语教学，学费尚可负担，于是父母们纷纷把适龄儿童送去就读。然而早晚交通问题无法解决，有的买辆旧车早晚亲自接送，耽误工作；有的借用工厂工务车，有碍厂规；有的包出租车，花费奇贵之外又不安全。我乃命令总务组长哈林调用工厂七人座面包车一辆，早晚由司机驾驶，负责接送。
重新分配宿舍──由于先来后到的关系，部分单身职员住在有两间卧房的眷属宿舍，夫妇两人反而挤住一间单人房。这种现象，常常引起同事之间的不快，享受既得利益者固然不愿意搬迁，而这种既成事实也不好强制执行。我乃趁工厂增加外聘人员之便，建议公司兴建一批新的、设备较好的单人和家庭宿舍，全部重新分配迁入。那些占住眷属宿舍的单身汉，见到新盖的单人房比较舒适，也就无啥怨言搬进住；而那些挤住单人房的夫妇们，能够马上搬入崭新的家庭宿舍，更是皆大欢喜。空下来的旧房子，总务派人粉刷装修一新，留给后来的新聘人员居住。
改善伙食──工厂食堂原来只供应一种饭菜，三菜一汤，每天变换样式。这本来很好，无如办伙食是件最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不论你怎么做，都会有人抱怨，尤其台湾来的员工，很吃不惯那印尼味道的中国菜。我乃跟总务商量，除了制式菜肴之外，另做几样下饭小菜，摆在柜台上卖。如果某些员工嫌主菜不下饭时，可以自己掏腰包买来加菜，如此则不但就餐者多了选择，食堂卖小菜赚来的钱，还可用来补贴改进伙食。
薪津合理化──同样因为先来后到的关系，员工薪津存在着相当不合理的现象。由于通货膨胀及人力市场见俏，后进人员到职时的起薪标准较先进人员为高，造成在公司已有四、五年资历的老职员拿的钱反比刚来的新职员少的怪事，而公司从来无人正视这种不平现象。我化了不少时间分析每个人的学经历、到职日期、调薪历史、市场人力价值、个案试算…等资料，写出一部厚厚的「印尼水泥人员薪资分析报告及调整建议书」呈送公司核准。这个报告涵盖外籍及本地员工，尤其本地员工薪津不公的情形更为严重。撰写这份报告时，所有分析、打字、影印、装订等工作，都必须自己亲力亲为，以避免员工个人资料曝光，或调薪消息走漏引起员工的期望心理。林文镜把这件案子交给安东尼处理，安东尼找我去详细研究，最后他说，他完全同意我的建议，然而由于一次发薪金额增加太大，可否分两年或三年分期调整。我说：「个人认为当公司发现自身存在行政疏失时，应当主动及时予以改正，如果分二、三年慢慢调整，则对员工士气之提升，将不但不能收立竿见影之效，反而引致员工对公司不体恤疾苦的批评。」安东尼完全接受，立即批准实施。
改革包商制度──印泥公司兴建第一号窑时，从台湾引进了几家包商，承包机械、电机、耐火砖、保温器材等安装工程，发包方式采取全供应制，即所有重机械、轻重工具、消耗品、宿舍、寝具、伙食、医药、来回机票、国内交通…等等，一应俱全、统统由公司免费供应。因此有人说，包商只要一人带一把牙刷就可以上工，包赚不赔。这种方式的后果，乃是无法控制成本。包商人员来去自如不说，工具、消耗品的滥用，占用重机械而不知爱惜，种种无底的浪费，令人叹为观止。第四号窑安装发包之时，我想要改变已经来不及，从第五号窑开始，我做了重大改革。其实这种所谓改革，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恢复正常而已。我编了一套投标须知，把原来不该由业主供应的事项，诸如轻重工具、消耗品、寝具、伙食、来回机票、国内交通…等，改为由包商自理。重机械的使用，改为按时数租用（单价比外面低很多），医药则仅负责工伤。如此一来，包商必须自负盈亏，不得不精打细算，既得利益横遭剥削，自然引起反弹，有的包商跑去林文镜那儿告状，说什么羊毛出在羊身上，单价升高，公司将得不偿失云云。林文镜本来有些动摇，经我反反复分析利弊，总算采纳我的方法。
包商刚刚摆平，台泥又有反应。他们针对组织和调薪两件事提出异议，理由是：一、这个组织与台泥现有组织重复，侵犯了台泥的指挥权；二、印泥公司人员的薪津，不可以高于台泥人员。林文镜毫不犹豫地予以批驳，他把台泥厂长叫过来说，这是印泥公司的内部政策，台泥没有置啄的余地。他又说：「我只请来一个陶恒生你们就这样容他不下，那以后我再请十个八个陶恒生，你们该怎么办？」
印尼成功华商的经济实力
我想在这里谈谈印尼成功华商的经济实力和他们对国家经济的影响。长久以来，印尼的经济发展建立在政商互通的基础上。印尼华人的成功有赖权势官僚和军人的支持，高层权贵也需依靠华商富贾的财力供养。林绍良的发迹得力于军方的支持，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致富以后的发展和与政要的密切关系，是众所周知之事。
林绍良（Soedono Salim苏多诺‧沙林），祖籍中国福建，一九一六年生于福清县海口镇，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幼时在家乡念私塾读古文。十余岁开始当店员帮助家计，二十出头后（约一九三八年），南渡印尼中爪哇，初在古突士（Kudus）当小贩卖咖啡粉，继于亲戚开的杂货店中当学徒，不久升为店员，一面学生意，一面学印尼语。一九四二年二月，日军入侵印尼，殖民者的荷兰人被俘或逃亡。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荷兰军队卷土重来，此时民族英雄苏卡诺发起独立运动，与荷兰军进行武力对抗，中爪哇的荷兰商人乃拒绝供应生活必需品给革命军，荷兰驻军也封锁革命军的给养管道以逼其屈服。林绍良看准了荷兰军必定阻挡不住民族革命的浪潮，开始做军方的生意，采购粮食、衣服、药品、丁香烟等物资供应给革命军。他敏锐的生意触觉与灵活的交际手腕，得到军方的信任，从而结识驻在三宝垄部队的中级军官苏哈托，帮他解决许多军队补给问题，两人遂成莫逆之交。
林绍良事业的真正崛起，却并非依靠供应军需品。一九五零年代初期，印尼人普遍嗜吸的丁香烟，因战火平息，人民生活渐趋安定而需求量大增，林绍良看准了买卖香烟的香料丁香有利可图，乃尽全部积蓄投资丁香生意，在军方的协助下进口丁香，供应给当地香烟制造厂。他利用军方特准的专用进口证，做起独门生意，几年后果然获取巨利，不久成立华仁谊公司，从事橡胶贸易，自此事业一帆风顺。
就个人所知，林绍良主要事业的几个里程碑是：一九五七年成立中亚银行，一九六九年成立保加沙利面粉公司，一九七三年印尼水泥公司，一九八一年第一印尼汽车公司（汽车装配），一九八二年印多福公司（食品），一九八三年增资入主克拉克道钢铁厂，一九九三年印尼快餐公司（肯德基家乡鸡）…。至于统辖林氏企业王国的「三林集团」（Salim Group），则成立于创办水泥公司的一九七三年。「三林」的商标是三个互相环套的圆圈，印尼文叫做「三圈」（Tiga Roda），传说代表林绍良、林文镜、苏哈托（由他的表弟代表）三人。此说可能不确，三林应该是林氏兄弟林绍喜、林绍良、林绍根三人，Salim也是林绍良的印尼姓。不过，这样的传说更证明了林绍良与苏哈托两个家族的密切关系，因为苏哈托的表弟苏兑卡莫诺（Sudwikatmono）正是印尼水泥公司的董事主席。我去总公司公干时，常受邀去十楼他的豪华办公室与林绍良、林文镜、营志高等人同进午餐，他是位穿金戴银，举止阔绰的上层印尼商人。另外还有一位董事依布拉欣（Ibrahim Risjad），也是常在董事主席办公室见面的风趣人物，听说他是记者出身的成功商人，可能是印尼贵族的后裔。
苏哈托（Suharto），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生于中爪哇日惹附近的乡村，父亲是一名农村公务员。印尼人有名有姓的，祖先是贵族，有名无姓的是平民。苏哈托有名而无姓，所以是平民出身。他于十八岁那年在日惹读完中学之后，考入中爪哇皇家荷属东印度陆军干部学校，开始军旅生涯。他在荷印时代当过皇家中士，日军占领时期当过日本卫国军中队长。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十七日，苏卡诺宣布印尼独立，随即将日治时期的治安部队改编为印尼国军，苏哈托得以编入正式军队，先后参与对抗日本、英国、荷兰军队，为印尼独立而战，官阶逐次升至中校营长。一九五零年八月十七日，印尼共和国成立。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苏哈托率军驻扎中爪哇梭罗为旅长。一九五三年升任第十五军上校团长。一九六零年，苏哈托被提升为准将，任陆军第一后备军司令。一九六二年一月，任少将东印尼军区司令。一九六三年五月，任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
一九六五年印尼发生「九‧三零事件」（[i]），苏哈托抓住机会，利用手上陆军战略司令部的陆军指挥权，瓦解了刺杀军事将领的左派革命委员会，稳定全国秩序。次年三月十一日，苏哈托率领军队开入首都雅加达，迫使苏卡诺总统交出政权，三月二十七日登上总统宝座。林绍良也因与新任总统的亲密友谊而随之更上一层楼，在总统的照顾和军队的支持下，生意蒸蒸日上。他不但和苏哈托的同父异母弟弟普罗波苏特佐共享丁香贸易的垄断权，而且和苏哈托的子女们合伙开设银行、设立公司，利用特权经营多方面的生意。透过苏哈托法力无边的利益输送管道，以及和总统家族裙带关系的密切合作，林绍良成为富甲一方的印尼华人大企业家，「富比士」名列前茅的世界五十首富之一。
在苏哈托执政的三十三年之中，林绍良家族式的生意模式逐渐走向企业化和现代化的经营模式，把事业从集团顶端向下作多元化的分散管理。直至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苏哈托因严重政经危机在国内外强烈压力下辞职下台为止，林绍良的「三林集团」，拥有印尼国内企业二百三十三家，国外企业六十五家之多。国外企业遍布香港、美国、荷兰、台湾、星马、泰国等地。这些企业涵盖水泥、面粉、纺织、造纸、林木加工、钢铁、汽车、食品、金融、航运、建筑、进出口贸易…等。它们的规模都极为庞大，譬如水泥（Indocement）产量亚洲第二；面粉（Bogasari）产量世界第一；食品（Indofood）包括雄霸一方、无远弗届的咖哩方便面「印多面」（Indomie）；汽车（Indomobil）装配瑞典「豪华牌」（Volvo）名车；金融为印尼最大民营银行中亚银行（Bank of Central Asia）…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型态的华人企业集团，在印尼自然不止三林一家，他们直接影响印尼经济的荣枯，其壮大几乎等同于印尼经济实力的增强，华人企业在印尼经济上的举足轻重可想而知。然而，华人巨贾和当政权贵们固然因互助互利而腰缠万贯，绝大多数的民众却无缘享受印尼经济繁荣带来的利益，他们的生活水平未见显著改善，甚至有高达百分之四十的升斗小民仍然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这种贫富悬殊的现象，加上政府因应金融危机失当，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物价暴涨，老百姓的强烈不满与怨恨，终于引发一九九八年五月的政变，苏哈托被逼黯然下台。说起通货膨胀，二十年来印尼盾贬值了约二十倍。其对美元的汇率，一九七八年初我到印尼时是四百五十盾，一九八二年底离开时是一千盾，一九九六年再去印尼时已跌到两千六百盾，一九九八年苏哈托下台前贬至超过一万盾，目前（一九九九年底）约为八千盾上下。
林绍良最亲密的事业伙伴、小同乡林文镜（Djuhar
Sutanto），一九二七年生于中国，四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由于年纪相差十一岁，林文镜乃尊称林绍良为Uncle（叔叔），实际上他们并无直接亲属关系。据林文镜自己说，他早年从事印尼土产蜡染印花布（俗称峇迪）的买卖，经常坐长途巴士从一个市镇跑到另一市镇做「跑单帮」的生意，后来在中爪哇与友人合资开设蜡染工厂。一九六零年代初期，印尼民族独立运动领袖苏卡诺总统倡导人民联合阵线的思想，把共产主义置于最高地位。这个时期，许多华裔民族狂热青年受到鼓励，纷纷「回祖国」（中国大陆）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训练。林文镜辩才无碍、精于引证，除了与生俱来的语言天才之外，也可能与经过这场洗礼有关。林文镜英语能力极强，又擅于谈判，长袖善舞，是天生的商业人才，他与林绍良的结合，正是如鱼得水，颇收互补之效。他与林绍良的合作是多方面的，但比较着重于水泥、面粉和钢铁等事业，而以水泥为主要重点。林文镜年轻时是篮球好手，曾经是参加台北介寿杯的印华篮队的中锋。有一次他在宴席上说，他某次赴台湾参赛，被人故意灌醉以致昏睡不醒，结果第二天输了球，从此发誓永远滴酒不沾。由此可见他意志坚定、决心不移之性格的一斑。
我与林文镜长期相处，公务来往密切，但私交接触不多，保持淡淡的关系，因我私下认为在他麾下率领大军，须展现独立性格，不应有与老板一同搞「亲信政治」、「贵族政治」的形象。有人说他的性格多重而复杂，我倒觉得他的优点多于弱点。兹举数例以见一班。一、慷慨好客：无论三教九流，只要与他接近，莫不掬诚以待，受者为他魅力所感，均愿追随左右，颇有孟尝之风；二、胸襟开阔：我曾因包商制度与计价方式与他意见相左，跟他在办公室大吵一顿，事后他打电话向德顺抱怨我脾气太急，第二天他的儿子宏修来安抚我，最后接受了我的意见，就此消弭冲突于无形；三、信守诺言：大至与外国财团商谈贷款，小至全力支持我分层负责的理念，他绝对恪守承诺，言而有信；四、快而善变：这个性格恰与前者矛盾，偶而会引起困扰，他脑筋灵活，决断迅速，但有时会发生决定后又变卦的情事，弄出双包案，令部下无所适从；五、细心周到：有一天他听说小女若昭坐三轮车上学，认为太不安全，即命公司购买丰田新车一辆，连同司机派来我家为德顺和若昭服务；六、乐善好施：对朋友、部下，他在金钱上面绝不吝啬，做善事不落人后，若昭赴美升学后，暑假回印尼路过新加坡，他命小儿子往机场接来家中过夜，林夫人除对她照拂备至之外，还给她一个红包，虽然若昭第二天离去前把那个金额远超过零用钱的大红包礼貌退回，我们甚感他夫妇对晚辈的关爱；七、有收集癖：他有网罗天下豪杰之志，绝不以一二人为他效命为满足，譬如他说过「这个公司就是我们两人的…」，也说过「我以后要再请十个八个陶恒生…」，可见他的豪气；八、唯我独尊：某晚几位台籍师傅在工厂对面一间小饭馆因细故与邻座客人发生争执，对方自称是林绍良的人，一位师傅说：「林绍良的人也好，苏哈托的人也好，这里是自由土地，我谁也不怕，」当天晚上这名师傅就被厂警禁闭，第二天押赴机场遣送回国了；九、打击对手毫不手软：「印多面」计划签约之夜，与日本合作对象在希尔顿饭店日本料理举行庆功宴，碰杯互祝「打倒沙利面」，老牌沙利面在印尼营销甚久，从此一蹶不振，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二林从一九九零年代开始，经常返回出生地福建福清，以各种投资建设故乡，诸如面粉厂、纺织厂、观光旅馆、货柜码头、公路…等等回馈桑梓。一九九八年五月暴乱之际，林绍良适在国外，他在雅加达古蒙苏哈利街的豪华住宅被暴民洗劫一空后纵火焚烧。林家豪宅四周为民房包围，其中住着他的随从佣仆和家眷，所以行人在街上是看不见里面的两层楼洋房的。他常邀请高级干部及眷属来私宅晚餐，多半由附近的婆罗浮图饭店供应西式自助餐，我夫妇曾经参加多次。宅中收藏名画古董甚多，恐怕后来不是被毁就是落入暴民之手。林绍良夫妇的卧室屋顶挑高，我曾对德顺笑说，如果我们住在里面，仰望那两层楼高的天花板和大吊灯，一定会彻夜难眠。有一次用餐时林绍良对德顺说：「陶太太，谢谢妳细心照料妳先生，他才有精神为公司做更多的事。」
苏哈托仓皇下台之后，林绍良家族顿时成为众矢之的，不但中亚银行被印尼中央银行接管，三林集团也面临被新政府清算的困境。长子林逢生（安东尼）留在国内处理危机。在印尼本土人群高呼「印尼人取代华人」口号的今天，华人商业处境日益艰难，前途难卜。平心而论，盘踞印尼千岛的三林企业王国，对于平民并非全无照顾，单以国内就业机会来说，据统计就有三十五万个职位以上。林绍良如今被平民劫屋焚宅，我和他宾主一场，难免有不忍闻问之痛。
苏哈托及其家族的财产到底有多少？据印尼媒体报导，在一九九七底至九八年初之间，已有八百亿美元通过澳洲银行转移至海外；美国时代杂志于一九九九年五月报导，苏哈托及其家族的财产高达一百五十亿美元，苏哈托认为时代杂志报导不实，已聘律师控告其蓄意诽谤。至于林绍良的财产，富比士说是四十亿美元，有人说高达一百亿，也有人说没那么多，因为他的财产有一部份可能与苏哈托的财产重迭，因为苏哈托的子女，都在三林集团各种事业中持有可观的股份。
〔原载传记文学第四五五、四五六号（二○○○年四、五月）；二○○○年八月修订〕
注释
[i]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午夜，苏卡诺总统的警卫营营长翁东中校率领武装士兵包围陆军高级将领住宅，当场击毙三人（哈尔约诺、班查依丹、雅尼将军），逮捕四人（苏普拉多、巴尔曼、苏托将军，及假扮纳苏蒂安将军的副官比雷登中尉）押赴鳄鱼洞处死，并将七人尸体投入洞中。第二天清早广播宣称此次事件是为了制止军方酝酿武装政变，以保护总统；中午成立革命委员会，宣布接管国家权力，是为「九·三零事件」。这个革命委员会乃是左派的「统一战线」组织，与苏卡诺总统脱不了干系，三天后为苏哈托的反政变部队推翻，苏卡诺总统旋被软禁。